,清廷首开经济特科,梁氏应考,成绩突出,被拟为一等第一名,然而复试时竟遭人中伤,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连名字都起成“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为慈禧所不悦,遂落第。梁氏经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回路转,另有遇合。袁世凯为在直隶推行新政,正急于延揽人才,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推荐,袁遂聘梁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的译纂。梁氏由此结识袁世凯,并与“北洋群帅,类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凯幕府为时仅一年,次年唐绍仪被清廷委派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奏调梁为参赞,12月随同出国办理交涉,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中日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交涉。1906年春,以办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参丞上行走。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协助唐裁撤公司,归并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统管?
外交“双簧” 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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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苏苏州人,晚年号“古红梅阁主”。张早年倾向维新,光绪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于乡试中名录副榜,次年8月考中举人,与李鸿章养子李经方为同年,此后以坐馆课徒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经济特科考试中名列第二,主考官为张之洞,对其以亚当·斯密《原富》所言“引证周详”,极为欣赏,录取后即拟分发湖北,而“袁世凯当时方开府北洋,欲收罗人才,因……与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为尊称)力争,遂分直隶,为仲仁与袁遇合之始。到省仅数日,即委任仲仁为督署文案,与阮忠枢、于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诸公,同见信任66。”所以,张是袁从张之洞手中夺来的人材,故爱惜非常,没有按惯例分发到地方作知县,而是一开始就放在自己身边观察任用。张一鮕干得也很勤奋,“从早到晚,整理份内的公牍,时刻不停。其书写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数百言表达不完的事情,他仅用几十言即可了结。偶尔晚间,袁(世凯)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间中办公,于是召他来谈话,命他起草文稿,于是对坐疾书,十余稿立就。人们夸赞他是枚皋67,自那时起常参与机密,并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军机大臣后,“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拟(文稿)多出于其手68。”袁世凯罢官下野之后,张回南方,辗转于浙江、江苏巡抚幕府中作总文案。袁世凯复出后召张回到身边,任机要秘书,“时政事堂秘书长为梁士诒,仲仁为秘书,位居梁下,而机要事全交予仲仁办理,设机要局,遂简任为局长69。”
张一鮕为人正直,虽为袁世凯所信任,参与机要,但并不攀附求荣,他不赞成搞帝制,被从机要局调任教育总长,看似高升,实际上受到袁的疏远,但在袁世凯失败后,并不标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词为袁辩解,可谓是袁世凯的“诚臣”。
于式枚(1859—1915),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庚辰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任兵部主事;后入李鸿章幕府,任总文案多年,老李遗折及保举袁世凯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笔。李鸿章去世后,他继续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后来由袁世凯保举,历任督办政务处帮办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鸿胪寺少卿、广东学政、广西提学使等职。1907年出任邮传部侍郎(副部长),后出使德国,任考察宪政大臣,归国后历任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诸职;民国后退居青岛,以遗老自居,后被袁任为参政院参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绪戊戌年(1898)进士,入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又返直隶任道员,为袁世凯罗致入幕任文案,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成为袁世凯办学方面的助手。学部成立后,严修调任侍郎,傅接任直隶提学使(相当于原来的学政),“治事详慎,颇调停新旧学”。其为人“恂恂儒雅,不隶党派70”。曾随唐绍仪参与南北和议,民国以后历任约法会议议员、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次长、总长等职。徐世昌任大总统时,出任总统府顾问,后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馆长。此后,傅增湘即长期从事版本目录学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在实业金融方面,除去周学熙、梁士诒外,孙氏兄弟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安徽寿州人,光绪年举人。孙氏门庭显赫,其父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其母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李鸿章是其外叔祖。寿州孙家是有名的富商,孙家兄弟也都富于商业头脑。孙多鑫年轻时即在江苏、上海一带经商,曾赴美国考察面粉工业,并购置机器,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不久就以质优价廉夺占了江浙一带的面粉市场。袁世凯为推动直隶实业发展,要周学熙注意物色实业人才,经周推荐,孙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凯幕府。“袁与孙见面交谈后,备极赏识,立即委任为奏折秘书,凡袁世凯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孙手。自此袁与孙见面无虚日,言听计从,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显赫一时。”孙多鑫为人低调,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沉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实业,孙多鑫都有所参与策划,“北洋早期出现的大规模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孙,主要是孙在幕后的缘故71。”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
外交“双簧” 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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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外交“双簧” 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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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