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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性酒不为北京孩子所特好，但也免不了沾两口。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八大名酒都不易买到，茅台八块一瓶，竹叶青也得三四块。过年过节、内部渠道、托外地亲友是买这几种酒的前提。孩子抽烟讲究，喝酒则随遇而安，最常见的是喝二锅头，记得是一块七一瓶，属物美价廉的粮食酒。此外还流行过一阵子青梅酒，八九毛一瓶，顾名思义就是用青梅泡白酒，绿色，给孩子的感觉是不如纯白酒那样劲头猛烈。和啤酒一样，白酒也有散装的出售，副食店里摆着酒坛子，论两卖，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各种档次的都有，用提子舀。常年打酒喝的都是些酒腻子之类的老炮，在商店碰见孩子打酒，不是替他酒鬼老爹跑腿，就是偶尔凑凑热闹。大一些的，例如十六七岁的孩子扎堆喝白酒的现象，也难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2）
这三类酒之外，像南方的黄酒，欧洲的洋酒，日本的青酒，韩国的米酒，苏联的伏特加，都属于多数北京孩子听说过没喝过的酒。
那时北京还有一些纯粹的酒馆，一般只零售白酒，规模小，结构简陋，下酒菜也没几样，是板爷之类的人物去的地方，北京孩子名曰喝酒，实则连吃带喝，小酒馆里轻易见不到孩子。北京孩子的“酒桌”，大体设在这样三种地方：家里、饭馆、公园。
在家喝酒，要选择合适的机会，还要看居住环境。住平房、筒子楼或一家住两个单元，孩子在家干什么，受父母干扰的程度相对要小。我们上中学时，其他班有个住在政法干校的同学，他的两个哥哥当时一个在外地，另一个在北医工作，平时住宿舍。家里是两套房子，四楼的一居室父母住，二楼的两居室他和他姥姥各占一间。他住的屋子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关起门来自成一个世界，是地下喝酒的佳境。他不时约一二同学或院里的“知己”来家聚饮。一般是下午放学后分头去采购。酒是红葡萄、佐餐这样的甜酒，有时候也用暖壶去饭馆打两升啤酒。菜是一些熟食，如小肚、猪头肉、粉肠、红肠之类，买切好的盛在玻璃罩子里的那种，用草纸一包，装在书包里。晚上七八点钟，约好的同学摸到他家，台灯一开，报纸一铺，把包着熟肉的油浸浸的草纸一摊，香味扑鼻，都忍不住先下手抓几片往嘴里塞… …这种就着暗色灯光边吃边喝边聊的氛围，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一种可以伴随一生的享受。说起来代价并不算太大，一瓶色酒或一暖壶啤酒不过七八毛钱，粉肠四五毛能买绕着圈的一根，猪头肉九毛钱一斤。一两块钱就能让几个孩子痛快一个晚上并且回味几十年。沈小农曾提起过的一件事也是一个佐证。70年代初，他从云南兵团回北京探亲，下了火车进家们撂下行李后，就步行从雅宝路到八面槽的清华池洗澡，途径金鱼胡同的一家副食店，花四毛五买了半斤猪头肉，左手托着纸包的肉，右手一片一片往嘴里放。没走多远，离浴池尚有一段距离，半斤猪头肉就下肚了。那种感觉形容起来就是一个字—香！当年，一些家庭的孩子上中学后，一般一个月能从家长那里得到几块零花钱，大家一凑，就可以时不常地喝一顿。那时，同学聚一堆在家喝酒，这种现象在北京孩子中即便说不上蔚然成风，也是相当普遍的。
有时也喝白酒，起初差不多都是看大人（如家长）喝不免好奇，或因一些进了工厂和插了队的大孩勾引所致。我们上大学时，外系一个同学住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有一次在宿舍聊天，提起他的酒史。他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院，他们住东屋，十四五岁上初二那年，北屋街坊家有个正在顺义插队的孩子回家探亲，给了他几毛钱，支使他跑腿到胡同口副食店打几两散装白酒。那天恰好两家大人都不在，北屋这孩子就教唆他喝点，此前他从未沾过白酒，据他形容，当时有一种趟地雷阵的刺激感觉，更贴近今天的说法，像似面对毒品。毕竟是在干一件不曾干过也不该干但又忍不住想试试的事情。北屋那孩子插队前也是滴酒未沾过，见他犹疑，便施以身教，边喝边说，把怎么合伙在村里偷鸡摸狗，杀鸡打狗炖肉喝酒这些插队孩子的普遍经历细搂一过，直至引得这孩子开了斋——用八钱的玻璃酒盅喝了半杯散装白酒。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初涉白酒，酒精的刺激加上越轨心态的刺激，感觉大体都是这样。万事开头难，不出多少时间，这些孩子便在喝酒这个领域长大成人，经常三五一伙半地下活动似地喝起来。多少年后，大概是四五年前，这位学兄告诉我，他刚戒了酒。原因是单位体检时，医生用手敲打他小腿神经部位，本应自然弹起，但他毫无反应，医生告以是喝酒过度导致的神经麻木，后果不堪设想，把他吓傻了。他那阵子喝二锅头，一般是两个人撅一瓶，三天两头如此。听说不久前又开了戒，开车去赴一个饭局，本来一桌人都喝啤酒，他喝了一杯不到就把另一半倒给别人，让服务员上“小二”，连喝了两瓶。
我的朋友田卫列小时候住前门鲜鱼口，前门第一旅馆是他姥爷开的。两三岁的时候，他姥爷就像汪曾祺那样用筷子头沾白酒往他嘴里杵。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在家偷他爸的二锅头喝，倒出多少，再兑上多少自来水，自己还炒个鸡蛋下酒。他爸则不能不常喝掺了水的白酒。如今很多 “北京孩子”在外边狂饮，在家不喝酒或很少喝酒，逢年过节也就意思意思。他则不然，说：“在家我也得晕着。”经常是睡到半夜醒了，起来开两瓶啤酒倒一杯白酒掺着喝。
70年代前期，结伴骑车郊游，是北京孩子为数不多的消闲方式之一。“郊游”这个概念，也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为转移，当年的所谓郊游，目的地无非是颐和园、八大处、香山这些公园，鹫峰这样的地方都轻易去不了。吃吃喝喝，是这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喝者，汽水是幌子，实乃酒也。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3）
八大处二处有个规模不大的饭馆，去玩的孩子进门后一般会先奔这家饭馆，但不是去吃饭而是采购，那里的酱猪蹄之类的熟食做得非常地道。备好葡萄酒、啤酒和下酒菜以后，再负重从容爬山、照相、逮蝈蝈、刀螂、蚂蚱、用气枪或弹弓打鸟。几个小时过去，“会当凌绝顶”时，早已饥渴交加，顾不上再览“众山”了。这时候要找个空旷的地方喝酒吃饭，这是出游八大处的压轴节目。我们上中学时，班里有个孩子，八大处是他们家的一个玩点，每月一家子怎么也去个两三回，可谓轻车熟路。有一次几个同学去玩，他带路，没有沿二处、三处这条线往八处走，而是爬八大处南侧的另一座山头，那是一片叫不出名堂的野山，羊肠小道，山顶有一块既平且大的天然巨石，能容一二十人，宛如设计好的野餐专区。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迫不及待地摊开报纸，掏出肠、猪蹄、咸鸭蛋、水果罐头和两三瓶佐餐葡萄酒，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伸缩式塑料旅行杯盛酒，一通“痛饮”。这是个完全放开的喝酒场面，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像在家喝酒，有或多或少的顾忌，不能不担心家长破门而入。而且可以边喝边说边俯瞰下景，脚下漫无际涯，犹如置身在飞机上。我后来去过浙江奉化雪窦山顶的妙高台，蒋介石爱呆的地方，感觉也不过如此。就这样任时光流逝，日落而归。回去向家里报账，照例把肚子里的酒肉变成面包和汽水了事。从那块石头上五花八门的“题词”和附近的空酒瓶子看，这里并非处女地，而是一个很多北京孩子足迹所至的去处。后来因为渴望故地重游，我们班同学又去过几次八大处，自然又在那块石头上喝过酒。
香山也算是北京孩子出游喝酒的佳地。但香山游人多，有点闹腾，不如八大处肃幽。香山半山腰的松林餐厅，用叶圣陶的话说，“菜颇不恶” ，按说就着美味喝啤酒，能得两种享受，但饭点上松林餐厅每每人满为患，即使入了座，身后站着一堆下一拨的客人，显然也喝不舒服，更谈不上“痛饮”二字。1976年4月18日和10月26日，叶圣陶一家及亲朋曾两游香山，头一次中午饭口上进餐厅时，已经客满，大概亲友中有人通过关系通融，去了管理人员的游艺室，用乒乓球台子当餐桌，“布陈二席”。第二次有了前车之鉴，到公园后就先去接洽饭店，“定下一席”再说，以绝后顾之忧。北京孩子去香山玩，摊上人少，也在松林喝酒，有个朋友曾谈到，70年代中后期，他上高中时和一帮同学去香山，在松林餐厅喝了两三升啤酒，大醉，躺在山亭子的座廊上睡了个把小时，把一个当年的稀罕物—有人从国外带回来当礼品送给家长的一次性燃气打火机—给弄丢了。尽管他回忆这件事情时，这种打火机已经满大街随处可见，五毛到一块钱一个，很多饭馆都免费相送，作为对顾客光顾的一种回报外加起广告作用，但言谈间仍流露出些许悔意。更多的时候，北京孩子成帮结伙去玩，还是自备吃喝，先爬山。“鬼见愁”上也不是“用饭”的地方，得到山腰树林里寻求僻静和相对空旷之地。另一个方案是先爬到山顶，再向南一直走到八大处，下山坐公共汽车返回香山再骑车回家。如此则这顿酒很有可能选择在从香山走向八大处的路上，某个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段才能喝上。
除了香山和八大处，可供北京孩子喝酒的去处，还有颐和园里的西堤、佛香阁后面，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玉渊潭八一湖和后湖边的土坡，天坛公园宽旷的草坪等少数几个公园，但都不及香山和八大处能让孩子尽兴和有安全感。至于公园里的餐厅，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的仿膳、大众食堂，颐和园的听鹂馆等等，一来扎眼，二来人多、氛围不对，三来在那里用餐近似今天快餐式的吃法，都不宜于北京孩子的所谓“ 畅饮”，还不如直接进饭馆，因此也就罢了。就北京孩子的喝酒实践而言，相对家里与饭馆，郊区公园所占的比例是最少的，却是最方便、最惬意和最具回味价值的。
至于在饭馆喝酒，似宜归到下一个话题里再说。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1）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无论家境如何，多数是吃粗茶淡饭长大的，绝少遗少般美食家身上的江湖气。70年代以后，下饭馆渐渐被北京孩子作为消费时尚，即便如此，这些孩子也并不真的懂得吃，他们从不为奔哪一道菜而有针对性地下饭馆，说不出升华到所谓“美食”境界的种种道道，平时聊天也从不涉及这样的话题。他们对饭馆的体验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直感：比家里做的好吃。因此，饭馆之于他们，只有大小之分，无所谓甲乙丙丁之类的档次上的概念，也无所谓菜系的概念，他们计较的是都去过哪些有名的饭馆，还有哪些家没有去过。在当时的中学生中，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豪言”：以后挣了钱，先他妈吃遍北京的大饭馆！
这话并非大得不着调。北京当年的饭馆数量，远比不上今天，大饭馆更是数得过来。有名的饭馆多座落在同样有名的闹市区，像西四一带的砂锅居、同和居，西单一带的曲源酒楼、玉华台、鸿宾楼、四川饭店、又一顺，王府井一带的东兴楼、东来顺、翠华楼、五芳斋、康乐餐馆，东四一带的江苏饭庄（森隆饭庄）、青海餐厅，地安门一带的马凯餐厅，前门一带的都一处、全聚德、丰泽园等等。这些饭馆，当年很多北京孩子即使没去过，也能脱口说出它们的方位。论时尚指数，则它们再有名，还得往后算。北京孩子的首选饭馆是两家西餐馆——展览馆后面的莫斯科餐厅和把崇文门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侨饭店。倘向当年赶时髦、如今50岁上下的北京孩子打听是否去过或去过几次这两家餐厅，很多孩子会回答——“无数次”。
莫斯科餐厅“文革”中改称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餐厅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俗称“小莫”，后被叫成“老莫”，这个称号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这么叫，发明者是谁，已无从考稽，但可以断定他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孩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场戏，两拨孩子打群架，最终被王朔饰演的一个顽主摆平，双方杀奔饭馆，举杯欢呼并像奥运会冠军对待他们的教练般地把顽主抛了起来。饭馆就选在莫斯科餐厅。北京有那么多家有名的饭馆，由王朔、姜文这些北京孩子构成的创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厅搬出来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里的分量的。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闷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 “老莫”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闷牛肉、罐闷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