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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注意着它自己的东方边界—晋国，一个实际上早就在内讧中四分五裂的大诸侯国。在公元前七世纪晚期，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秦国给予了帮助。但当秦国发生同样的旱灾之际，晋国却坐视不助，秦国仍然不断地跟西戎发生摩擦，但也有时候是跟它那开化的邻邦。秦穆公的一则著名事件就是他原打算用俘获的敌酋作牺牲祭祀神灵，但后来在劝阻下只好放弃了。
在被后来史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一代代秦公继续跟他们的对手作战。在孔子的一生之中，秦国先后嬗替了五位秦公。孔子游历了当时大部分的国家，但他不太瞧得起秦这个刚起步的来者，认为它的粗糙和后进不值得自己光临，就没有到秦国。
孔子死后不久，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邻邦晋国失去了神灵的佑助，分裂成三个小诸侯国。与此同时，秦国转变政策，跟它们都建立外交关系，旨在让它们互相不睦。然而，就在秦国获得了能向东方施加影响的机会之际，它却再次陷入了内部之争。一位秦公跟他的臣下之间政见不同导致了内战，在围攻中，秦公自尽。这位秦公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君位，直到公元前385年，当合法的那位继嗣者占了上风，即位为君，他的第三位堂弟则跟篡位者那牵扯进来的母亲一起溺死在河里。
神圣的命运（4）
因为此番又是一位强悍者为君，秦进一步地文明化了。在衰微无力的周王京畿上游，一座新都在咸阳建立。周王室此时衰微到了只能以重礼取悦强邻的地步。当周王祭祀神灵之际，杀牲所得的胙肉被赐给秦公，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但是，如果周王希望用贿赂和礼物能让秦公站在自己一边，他就失望了。关于一统天下的话题在这个时代早就开始被讨论，周的实际控制区域退缩着，从四面荒服退缩到王室京畿。事实上，连这最后的京畿，秦也想最终吞并。周王大概希望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能采用和平的手段，比如通婚，这样一方可以继承两处的君位。然而，秦国贵族更愿意将周的京畿吞并，成为秦国的一部分。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已经不可能假设哪种办法更好了。当时，周王在其他诸侯那里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孔子的儒家继承了传统，他们认为不能对周天子更不敬。而传统却早就认为天命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天”对周王不满意，那么，或许应该改朝换代，正如千年之前，周取代了商的天命一样。很显然，秦公认为他自己是取周王而代之的理想候选人。
在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国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效命，他是一位亡命的贵族，名叫商鞅。年轻的商鞅曾在他的故国继承了封地，但因为他所事奉的贵族公子境遇不佳，并发生了一些事，他被迫逃亡。在这位公子死期将至之际，他向国君荐举商鞅，说国君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重用商鞅，要么在他为其他国家效力之前就杀了他。不过，这位即将辞世的公子同样告诉了商鞅他对国君说的话，商鞅知道了这个暗示，于是逃亡。
《史记》并不承认商鞅的功绩，它认为商鞅从来就是个坏种，正是他那不正常的被任用导致了后来那些发端的征服战争。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商鞅匆忙逃离，他是带着对早期传统的深深鄙弃逃离的，他决心到秦国，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在极力招徕人才。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接见了他之后，他是以陈说儒家的陈词滥调作开端的，秦孝公毫无兴趣。当商鞅吊起秦孝公的胃口，开始讨论严峻的现实时，秦孝公才开始兴奋起来。到公元前359年，商鞅已不仅仅是秦国政府的一员，他开始实施他那横扫一切的计划，进行一场合法的、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大部分观点跟儒家信条相抵触，秦孝公开始担心他的国家将再次被认为是无知、不开化的地方。但商鞅告诉秦孝公，他可以沿袭儒家之道，不过这将一事无成；然而如果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他将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犹豫者，将声名无获。踌躇一朝将一事无成……有独立思想者必会遭到庸人嘲笑。愚者只听说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智者能预见尚未发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虑地防止像商鞅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孔子一生都在为这样一些原则而奔走—从长者那里获取诸如准则、智慧等等。一个明智的人被认为不应对这些原则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却准备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实在不比让一个无知的人掌管准则更好，而且认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实际有需要的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被重组了。什伍保甲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村落编制方式变成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这十家、五家互相监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为的人都可以获得跟战场上的甲士斩首一馘同等的奖金，而任何遗漏犯罪线索的人将被腰斩。国民们被迫成为为国家公务而劳作的机器，只有农夫和织者受到肯定，懒惰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游手好闲则将被罚做官奴隶。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