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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小宝的这个太祖母的指挥下，杜小宝的两个姑奶和杜小宝奶奶，一道为七太奶净了面，穿上“送老衣”，收拾得清清爽爽。入殓的时候，七太爷一生中唯一一次把自己的辫子割了下来，当做七太奶的陪葬品，放进了湿桐木做成的薄皮棺材里。送葬时，这个老人全然不顾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若是丈夫死了妻子披麻戴孝哭送到茔地，而妻子先走丈夫只送到大门以外的规矩，一直跟在年长的侄儿身后，陪着侄儿“摔老盆”，扛“纸幡”，撒纸钱，看着老伴下葬，然后对着那个平坦的新坟头（埋坟的头一天，是不隆起的），一口气磕了五十三个响头。回到家里，成了孤家寡人，一百天以内，再也没有刮头发清边，也没有剃过胡子。过了百天，才自己用已经生疏了的双手，盘起了有点蓬松的短辫子。
七太爷的这一次突然失踪，据劁猪的张麻子捎信儿说，是去西乡赵集看稀奇去了，究竟是看什么稀奇，暂且不表，咱们再说一些别的事情。
这一年，杜小宝不到十一周岁，在马寨小学读六年级。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就是杜小宝。
杜小宝的年龄小，个子也又瘦又小，冬天穿着光筒袄，冻出了两条青龙鼻涕，一会儿向上吸溜一下，两柱子鼻涕立刻进了鼻腔。有时忘了吸溜，黏稠的鼻涕顺着鼻下的黑边白沟淌了下来，别人嘲笑他：“嗨，青龙过江了！”他才急忙甩起胳膊，用袖子抹一下，这两只袖子整天明光光的，结了厚厚的一层鼻涕渣子。七太爷也说过他：“小宝，你千万不敢把鼻涕擤了，没有了鼻涕，你奶奶就不认得你了！”就这样，时间长了，小宝的棉袄前怀也是打铁磨明的，棉布扣子被鼻涕浸染得像小铁豆儿、小铁鼻儿。奶奶说他：“俺家的小宝哇，棉袄上可以擦着洋火。”当然，眼下的火柴不可能擦着，但最早出现的火柴就能在粗糙的表面上擦着，小宝奶奶说的就是那种火柴。
杜小宝年龄虽然最小，鼻涕虽然多，但学习却是班里最好的，就因为这一点，大孩子们从来不欺负他。而且，跟他同为一个班的孙二孬、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这几个大孩子年龄大，个子高，有了蛮力，放学回家的路上，常常把他背起来，用他练习扛“桩子”（粮食口袋）。
马寨小学设在寨子外两里多路的一座寺庙里，叫做“声顶寺”。山里人不懂得这里与祖师顶不一样，有佛教、道教的区别，两处都去烧香。又因为声顶寺离老百姓较近一些，所以拜佛的香火比祖师顶拜祖师爷的香火还要兴盛，房舍也因此盖得较多。现在不时兴迷信了，所有泥塑木雕的神胎和老和尚们早已没了踪影，用作学校，等于废物利用。过去的大雄宝殿被分隔起来，是学校老师们办公、住宿的地方，侧殿的各个香房，改造成了教室。本村的孩子在这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其他大队的孩子，因为离这里比较远，只好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上“复式班”，一直上到五年级再转学到这里就读。为此，学校专门给他们盖了两间草房子，供他们垒灶台，让他们用半干的柴草，烟熏火燎地带着两眼泪花子做饭吃。所以，马寨小学是这一带的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就是不一样，设施当然齐全一些。杜小宝长大以后，对母校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里有一台“留声机”。那是一个一尺见方、半尺多厚的木匣子，打开盖子后，在上面镶有蓝绒布面的圆盘上放一个黑色的唱片，用一个拐把子，插在机盒侧边的一个小孔里，摇上一阵子，上满了发条，一拨开关，唱片就悠悠地转动起来，老师们把拳头大小、装有尖尖唱针的机头，轻轻地放在唱片的边缘上，唱针与唱片上的沟槽摩擦震动，通过唱头后边的圆筒，传到音箱，放大了声音，优美动听的乐曲，就悠扬地放了出来。当时，杜小宝他们一到老师们开“留声机”的时候，就挤过去，猜想里边有多少个小人儿，在那个木匣子的肚子里唱歌，听得如痴如醉，要不是老师关了机器，就会忘了回家吃饭。
不管再穷，吃的再差，穿的再烂，并不影响孩子们的童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除了下到河里摸鱼洗澡外，总要玩一些开心的游戏。其中一种叫“撂破鞋”。玩法是，用四只鞋子四个人轮流往天上撂，落在地上后，一同检查鞋子的正反面。四只全正面的是 “清官”，若全部扣着，就是“糊涂官”，两反两正的是“衙役”，三个反一个正的叫“死妮子”。可巧的是，撂不了几下，就一定会出现各种角色。当官的指挥两个“衙役”，用破鞋底子打“死妮子”的屁股，有时是真打，有时可以是象征性的。甚至打屁股时，还允许加盖一到几层破鞋底，不直接打在皮肉上。当清官的，自然不搞逼供信，一般命令只打五下。当上了糊涂官，权力就比清官大，可以任意打，主要看自己高兴与否。所以当上清官固然高兴，当上糊涂官更高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不再用“清官”、“衙役”等称呼，改作“好司令”、“坏司令”、“红卫兵”和“坏分子”，这种儿童游戏“角色”称谓的变迁，也可以看成为时代的缩影。
他们班里三十八个学生中，只有六个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男女的分界明显起来。这几个女生，开始喜欢打扮起来，穿的衣服是花格子土布，显得非常俏丽。小辫子上经常用红布条扎着的马玉花，是最大的一个，个子比别的女生高，有点早熟，胸脯鼓鼓的。因为她的声音好，老师就让她当了领歌委员。每到上课前，她一句“学习雷锋——预备唱”，大家就跟着号叫起来。马玉花是两三个大一点男孩子的仰慕对象，刘臭蛋就经常望着马玉花的脑后瓜出神。这家伙经常给人家女孩子出谜语，让她们猜，有一次说是“没胳膊没腿，头上长个小嘴儿”，几个女孩子虽然不懂，也知道他说的是赖皮话，把他报告给了陈聪老师，陈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地熊了他一顿。
他们的班主任陈聪，三十一二岁，长得挺帅气，教他们的算术和语文两门课，讲得非常好。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肚子里装的不应当有粪便，而应当装的全部是知识。他知道天上的银河，其实不是河流，而是星系，牛郎和织女是两个恒星，离我们地球太遥远了，而且，它们两个也相距遥远，有十几亿光年，也就是说，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也要走上十几亿年，根本不可能在七月七用地上的喜鹊搭成桥，让它们在一夜之间，渡过银河相会。他说水是氢气和氧气燃烧后形成的，这让班里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尿上一泡，就可以浇灭正在着得很旺的牛屎火。只有杜小宝一个人坚信陈聪老师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前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加加林成了民族英雄。而且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上放了卫星，叫做“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并且上到了月球上，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坐在登月舱中，奥尔博林双脚踏上了灰堆一样的月球土地。由于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水分，没有空气就没有风，灰尘扬不起来；没有水分和空气，上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注：这一细节，作者有意把它提前了一些，请别见怪。）他知道美国、前苏联都有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原子弹，可以把祖师顶夷为平地。每当他说起这些来，学生们就会一片惊呼，觉得他们的老师太伟大了。他还会拉一手好“二胡”，把“天上布满星”和“社会主义好”拉得就像人唱的一样，让学生们听得入迷。
就是这么一个好老师，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 少
吃 不 饱
不 敢 大 吵
束 束 腰
算 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
第21节 土布
在小宝他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要路过大队的染坊。他们几个小伙伴们在路上玩足了，玩够了，还要到染坊里吊着的布条间相互追逐。这个染坊不属于哪个生产队，是大队组织的社队企业，也是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大队干部的小金库，大队会计就兼着染坊的会计。
染坊的院子里，矗立着几个杉篙搭起的高高的木架子。看过张艺谋的电影《菊豆》的人肯定知道，这种高高的木架子，是用来晾晒染好的棉布用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染坊染出的都是清一色的老蓝布，没有他那种花花绿绿的大肆张扬。
那个时候，国家每年发给每口人七尺布票，又叫“布证”，妇女们生了婴儿，还有五尺布票的奖励补贴。用这些布票到双代点扯“洋布”，根本不够穿，况且还要花一定的钞票。只有娶媳妇或者定亲的人家，才肯咬紧牙关，舍得消费布证、花钱，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纺花织布。纺花织布是做女人的基本功，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得练起。不会纺花织布的女人是笨女人、懒女人，是被其他女人瞧不起的。
那个时候，闺女出嫁的最好陪送，除了棉被、新衣、脸盆这些生活用品外，生产用品就是纺花车和织布机及其附属设备，用这些制造丝丝线线的东西，紧紧地缠绕着妇女们的一生。
织布这种活儿，在我们那里叫“安布”。安好的土白布，比机制的“洋布”布幅较窄。为了测量长度，用一种叫做“白布尺”的尺子，这种尺子比正常的尺子要长得多，是裁尺的一尺八，有国际标准米尺的半米以上。从织布机上卸下来的一匹布，用这种尺子丈量大约只有十三四尺。
你要是知道这种布的生产过程，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针一线确实来之不易。织出来的每一寸白布，都是女人们汗水的结晶。要经历纺线、浆线、拐线，再摇到一种四条腿的“摞子”上。
安布前，妇女们首先要在一块打扫干净的空地上走经线，十几只“摞子”并排放置，每一个“摞子”抽出一根线头，透过上面用“秫秆莛子”弯成的圆弧，形成一束线，一个妇女牵着这束线，在地面两端相隔两丈来远，分别揳有四五根小木桩的场地里来回走动，盘在木桩上。有一根主桩，上面的线还要打上墨儿，作为记号。一场下来，走经线的女人差不多要走几十里路，小脚的妇女累得要死，脚脖肿胀。线盘完后，要在竹篾做成的“箸（zhù）子”上把一根根线头，一个挨一个地插入箸篾，叫作“创箸”，“创”好后，还要“盘绞”，又叫“掏缯（zēng）”或“掏头儿”，即把线头再一次透过两盘用粗棉线做成、打过黄蜡的绞儿，上下鼻儿勾连的每一个缯扣儿，才能正式把经线盘缠绕在“圣花”上，装进织布机。这还不能正式织布，还要再加上一个刷线的过程，即用一种竹劈子绑成的刷把子，顺着经线，从头到尾刷上一遍，搞得顺畅了，才重新“创箸”、“掏缯”，一端拴在“圣花”上，一端拴在卷布轴上，开始织布。
织布的时候，妇女们脚踩着下面的两个踏板，一上一下地通过两盘绞儿（缯），把线阴阳错开，形成缝隙，两只手替换着向前推动箸床，在张开的缝隙中反复掷动装有纬线的木梭子，每掷一次，箸床向后磕一下。到了生涩的地方，还要往经线上打黄蜡，使之光滑，顺溜一些。妇女们坐在她们神圣的工作台上，四肢有节律地不停运动，想着无穷的心事，忘我地劳作着，就这么一丝丝地织出了棉布。由于半数以上的农户都有这种织布机，一到了田地收工后和夜间，全寨子里响着一片“啪嗒啪嗒”织布的声音，给安静的山村生活带来勃勃生机。
漂亮的春妮就是在织布过程中，痛苦地想着支书刘庆典的嘴脸，想着丁老师令人讨厌的奸臣相儿，想着陈聪老师的睿智和幽默以及苦难的遭遇，想着父母很可能把她嫁给一个满嘴臭烟味儿的庄稼汉子，才毅然决然地投入比她大了十多岁的陈聪老师怀抱里的。后来，陈聪老师复职，教了高中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