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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闪光的大刀在他的旁边，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贴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人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字改造为裁判所。
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因为面情、命运、私宠曾阴谋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出自望族，而这口湖给他们的邪恶的血染成殷红。说来稀奇，不过三天工夫，这些望族的亲属向来仗势欺人压榨着人民，突然善自检束，彬彬有士君子风，人民乃最后获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这个城市马上发达起来。
在他的心上，我这样描摩出中国的救主。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职权与贪官污吏的肃清为不可能。官僚贪污所以存续的唯一理由为吾人从未枪毙一个官吏。唯一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只有枪毙他们。事情真是简单至此。民主主义也是容易办到，只消我们能够弹劾一下破坏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训练以民主主义，他们将自然趋向之。当官吏的民主精神够程度，而肯屈驾出庭法院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于一夜之间熟练民主政治而弹劾他们。去除官僚的特权和贪污，中国人民将自会照顾自己。
因为比任何道德为伟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这才是中国所需要者。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经过长时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它需要观念的改革；关念着家庭的中国人必须变为关念社会的中国人，而这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和官僚的掠夺国家以荣显家族的私心必须废除。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夭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
作者希望中国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们忍耐，因为他们已有了太过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抢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以前得到飞速发展。从精神上来讲，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
这样一个4 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中国获得真正团结之后，她就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阐述。它的标题是“中日战争之我见”。其中，我记述了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新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础；那些年代中无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也同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作者1939年1 月20日于巴黎
自序
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①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它会压倒一切聪明的个人见解。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而个人见解则会很快地消失。因此，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人们需要更简单、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阐述这些体会，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檄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缕，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不是为西方的爱国者写作。我害怕他们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们错爱——胜过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误解。我只为具有简单的庸见的人写作。古老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庸见见长的，但今天这种庸见却少了。我的韦只能这样简单地去理解。为了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观的人，只是为了他们，我才说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理解我。
作者1935年6 月于上海
①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赛珍珠序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前，他们先辈中最进步的人士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
这些人不满于当时国家的现状，他们意识到——这种意识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来自现代化西方侵略的危险，这种侵略主要倒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教育和军事上。这些人就是中国当今这代人的父辈，真正的革命家。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并将这样一个政权建立了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时代的旧政府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在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完成这么多了不起的变革。
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的父辈吮吸、咀嚼了儒家的经典，并起来批判这些东西；而这些年轻人则受到新时代多种学说更加有力的冲击。他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一些基督教的知识、无神论的知识，以及自由恋爱、共产主义、西方哲学、现代军事等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知识。当他们广大的同胞仍然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时，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中极端思想的熏陶。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时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智力结构也不得不受影响。就好比要从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时期一下子跳到飞机时代，中间的空隙是巨大的，远非人的心力所能弥补。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毫无疑问，这个空隙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些中国青年——男女皆有，但以男为主——失去了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失去了在自己国家所处时代生活的能力。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国外接受的，在此期间，他们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现实。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入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于是，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革命。她医治了两大瘤疾：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日本问题不计在内。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弱点依旧是弱点，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习惯意识。比如实践证明，一个革命领袖在取得井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通常会变得像旧官僚那样保守和腐败。
当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情形也一样。中国许多诚实聪明的年轻人都没有能够观察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外部世界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并不大。如果从前中国的发展不是那样呆滞，她的领袖们不是那么盲从和自私，她本来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的。
①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过英语，1922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了五十多部作品，大多取村于中国。主要作品有：《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分家》、《市民》、《帝国的妇女》。她还翻译过中国小说《水游》。她因《大地》、《儿子们》、《分家》三部小说而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此后是一个绝望、疯狂、对西方理想更加崇拜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繁荣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爱国青年为本国的现状感到耻辱，有的还想掩盖这种真象。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
如果西方继续发展下去，保持稳定和繁荣，中国又会怎样呢？不得而知。
不过，西方并没有能够持续地繁荣下去，中国人饶有兴致、有时也颇为得意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萧条，繁荣受挫，科学并没有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中国人于是开始对自己说，中国毕竟也不错。很明显，饥荒到处都有，土匪也到处都有，一个民族并不比另一个民族强多少。如果这是事实，那未或许古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的哲学为好。这种哲学至少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最近，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生活模式简朴安稳的羡慕和对中国艺术与哲学的钦佩，也使这些中国青年对自己充满信心。
现在的结果只不过是在重复《圣经》里的一个格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被酸倒了。青年人厌倦了父辈的革命热情，要返回以前的中国去了。我们几乎是饶有兴致地看到，一些青年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那么强烈，吃中餐、穿中式服装、照中国的习惯行事。这些已经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国化了。这无疑是一种时髦，装模作样，与父辈当时穿西装、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学的时髦，性质别无二致。这些青年人一生部在穿西装、吃西餐，而且也曾去过哈佛，他们的英语文学知识远远超过了本国文学。现在，他们对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儿去了。
这种倾向随处可见，不仅反映在穿着打扮等等习惯上，在文学和艺术中更为明显。比如，几年前中国小说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现代的爱情、半西洋式的现代私情以及对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个格调有些黯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定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
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得到别人帮助的。否则，他们自己很难看得如此清楚。是西方人帮助了他们，我们西方不仅从反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文明中也有一些漏洞；我们也从正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自然生活倾向。西方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趣也促使中国人去思考自己的无产阶级，发现本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保持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使它惊人地不受西方混乱思想的影响。很自然，这种安详与宁静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扭曲了的时代，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乱、感到茫然若失的时代。
共产主义也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带来了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