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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萨里克（T。 G。 Masaryk ，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28一 1935 ）。
另一方面，共产党青年和八路军领导的力量正在增长。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扩大，左翼人士将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势，并将强大到足以让蒋介石注意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黠起来，并避免走极端，而是致力于妥协和解吗？答案是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知晓朱德和毛泽东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都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意义重大，而且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就今天所处的形势而言，左翼人士已经放弃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采取民主的立场，打算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开展工作。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领导对中国这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自然会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也是他们一贯明确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会阻止国民党步步陷入一党统治，这个团体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不可忽视。他们的游击队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都不会容忍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而蒋介石则太聪明了，他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的势力，以保证民主政体和机制不受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将变成一种能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强迫国民党重视乡村的重新建设，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将通过战争给农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民武装起来，教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战争。
乡村组织机构内部将会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将学到，政府是服务于大众的机构，而不同于旧的官场。游击区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我们即将看到的逐渐在中华民国形成的这种民主体制，将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如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同于英法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制订各项制度以适应自身特点以及思考方式。人们无法事先言中政府将采取何种形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机构，各种代表制度都有何权利等等。用任何一个西方的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与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来，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体制不堕落到财阀统治。因此，即使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们必须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与民主自身作为目的这二者区分开来，必须把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区分开来。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将与古老的民主精神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中国一样古老。民主政府的机构将是新的，而人类自由、宽厚、民主，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这些观点广泛的基础却与《孟子》和《书经》这些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的古老。这也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佯古老：根据《书经》所述，一个朝代当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它就会失去委托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所以在中国，共和政府的新机构将是这种新民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甚至也许会有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毫不谦虚地叫他们的选民选他，所有的候选人将会忘记一旦当选，他们会多么不称职。我真害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从未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任何
事情都是通过幕后的操纵和私下的贿赂而成功的。做得既体面又高尚。中国的议员很可能仍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去任职，去“精忠报国”。然而，除了那些知识学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为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看到今天“参政会”中有来自各阶层的代表。这个议会在战争开始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农民和劳工的代表在议会中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所有那些游说、党派政治和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都将慢慢学到。
然后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觉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来，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归根结蒂也要依靠这种舆论。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比起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等等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而这种“民声”、“言路”则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改变，并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积极上进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国人“冷漠”的根源时特地指出来的那样。坦率他说，4 万万温顺的中国人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惧。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会理智地防止这个民族不加思索地闯入行为和意识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不会在西方消亡，也不会在中国消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毕竟中国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智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蒋介石不像欧洲的独裁者那样地独裁，这种精神又保证了专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于中国人民，便注定要失败。
正是这种精神削弱了古老的、专横的君主统治，使中国人不可能视皇帝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个朝代里我们已经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脑袋，这使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是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后裔。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赋予诸神以人性，同他们开玩笑，认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会太神。公元5 世纪的一个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农夫和雷神的争论。当雷神的霹雳快要击到他时，他把雷神说服了。原来雷神并不知道实情，上了蛇精的当，对农夫产生了偏见。是蛇精吃掉了农夫饭篮里的食物——一个十分憨厚勤恳的农夫的饭篮——然后那蛇精才被农夫打败的。雷神认为自己“无理”，就转而将蛇精击死在洞穴里。正是这种精神便使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政治学教授说了句“皇帝是国家的器官而非国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发生在东京的事情那样。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的君王们被夺去了皇冠，中国的暴君被推翻，中国的英雄被拉下了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人在看到在267 万3 千平方英里的满洲①让给日本之后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贪得无厌，他们才终于被迫奋起作战，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起而谴责纳粹德国政权迫害那些没有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并且强迫他们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乱负责，赔偿损失。这种精神也使得中国人怀疑欧洲文明是否还存在。
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与幽默感和平衡感有关，并会排除各种各样的狂热。中国的文明、个人和公众生活过去都以这种理性为基础。我们可以肯定，①原文如此。此处林以“满洲”代指“日本占领区”。
中国必将消除一切狂热，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东西。
译后记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来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 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 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 1935 年由雷诺与希师阁（ Reynal ＆Hitchcock ）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iiam Heinemann ）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
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 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1988年1 月于石家庄一上海
1994年版译者附记
《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