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 11 月至 12 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
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 26 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
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 12 月 29 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
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 15 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
功德。
和新生的共和国共同走在艰难的创业路上；一波一浪，接连的政治运动，使他感到困惑不解。对批判《武训传》的
缄口，对批丁玲的婉言，称病不动笔。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演绎出一个文学巨匠的政治故事。
第三十章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
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克尽职守。然而，新中
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
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
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
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
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 1951 年 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
“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
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
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
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中，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
地进行。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
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
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
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
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
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
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
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 1952
年 3月 13 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 战斗到明天》 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
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
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
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
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
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 红楼梦》 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
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
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 1954 年 12 月 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
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拉到学术讨论上
去，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5 年
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
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
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
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
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
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
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
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
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
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但在 1957 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
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
在 1957 年 8月 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
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
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
的很深刻。“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
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 8月 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
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
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
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
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
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
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
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
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
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
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
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
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
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
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
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
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 1957 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
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 1958 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
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
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
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
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
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
的规律。这一年的 6月 10 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
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
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
关系。在东北，茅盾还专门讲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
所以，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处处以宣
示文艺创作规律而奔走，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 9月 11 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
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并没有像反右时那样，称病拒绝写文章，而在此时，茅盾在困
惑中，表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艺术创作轨道上来，不
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一个五四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今天，尽管当时的历史印痕，无可避免地在茅盾的文章、讲话中体现出来。但从历史角度看，仍可作这样的历史解
释。
茅盾对许多政治运动表示困惑，只能用曲折的方法表示。在他的现存的67本日记中，也表示出某种困惑。如社会上
一些人对“改造思想”的庸俗理解，茅盾在 1961 年 5月 30 日的日记中说：“？？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
医便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