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它们的影响力。
在政界，几乎没有哪一种政治观点完全是政治家自身智慧的结晶。偶尔也可能会出现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总统，在喧嚣中回避几日后，便设想出向大不列颠提供军备武器这样有创意的计划。但罗斯福早年在大萧条时期的政治意向大多受那些已失势的自由党人、教授和他任职于华盛顿后的追随者们影响，罗斯福很聪明，知道如何从他们的智慧菜单上精选佳品。同样，作为总统，里根也很幸运，保守派运动虽遭失败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政治决策经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政策论战中，一些智囊团纷纷发动智力攻势，包括胡佛协会、美国企业协会以及遗产基金会和卡图协会，他们中的学者和保守派的思想家确实推出了不少有新意的思想，和罗斯福一样，里根懂得如何从他们中间择优录取“上策”。
我曾目睹过一个计划的形成，一直到最后才搞明白它的效力。１９８３年春，里根已上台两年，他再次投入到与议会就他所提出的增加国防开支问题的争论中。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里根想要在黄金时间通过电视发表演说。
我们开始积极准备，讲演撰稿人和政府的国防专家聚在一起筹划草稿，作为联络主管，我的工作是在说服电视新闻网直播讲演的同时督促草稿的拟定。
冷战期间，新闻网随时向准备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总统开放。但这一次他们却拒绝了，理由是里根的讲演话题听起来像推销他自己的国防预算。“他的新闻能有效力吗？”华盛顿办公室主任逼问我说，“否则纽约方面是不会放弃播出那些等同于大宗广告费的娱乐节目，而给总统一个免费的镜头去游说议会。”
我们的草稿拟定计划还迟迟没有进展？熏但吉姆·贝克说最后一刻来自于国防安全委员会的神秘插曲一定会产生新闻效应，“但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他神秘地眨眨眼睛，后来得知，新闻网同意直播里根讲演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承诺要有新闻价值而且要由他们预览一下讲演内容，我们需要确保的是办公室主管们不能将演讲内容提前透露给他们的记者，以免总统讲演一事被抢先报导。可这种非正式的安排无疑会使我们冒点险，我认为对于这么重要的新闻，简单的承诺是不足为信的。
因为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们开始有推诿之词，我于是生气地对贝克说：“看吧，吉姆，现在需要你亲自打电话向他们保证我们的演讲会有百分之百的新闻价值，这些人不是从我这儿买新闻，他们很可能从你那里拿走新闻。”贝克亲自打了电话，极力推销说总统的出其不意将会是一个大新闻，新闻网方面于是同意了。对这个决定他们从没遗憾过。
演说发表的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几个人，迪克·达曼、肯·杜伯斯坦、克雷格·弗勒、拉里·斯皮克斯和我，一起被叫进军事情报室。那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比尔·克拉克和他的助理巴德·麦克法兰最终揭开了那段神秘的插曲。我们全都惊呆了：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里根总统在没有经过政府内外的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提议为美国建立覆盖全国的导弹防御体系！
在总统的演说中，有关这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和耗资只字未提，会有人知道答案吗？我们大为震惊的是如此一项宏伟的计划竟然在公布实施前未经过政府内部的充分讨论，不消说，议会的头儿们，像皮特·多米尼基也一定会非常愤怒，他们本指望这个演讲会解决国防预算之争，战略防御计划无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吃惊不小，他也只是在演说前才得到消息，据说他反复说道：“我们没有技术发言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上将詹姆斯·沃特金斯后来说：“现在不是我们对外宣布的时候，因为一些必要的政策基础仍未建立。”
但那时那刻，我们的第二个猜测只能靠等待证实。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赶快通知议会、政府的其他部门和外国政府，确保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信件已准备完毕，还要联系上像基辛格这样的朋友，我们的九位高手。既然总统已经做出决定，我们必须执行。
不久，试图掩盖战略防御计划出台的秘密行为造成的后果很快反弹回来，困扰着我们。议会相当生气，新闻界蒙头转向，同盟者目瞪口呆。一些科学家和核专家立即攻击这次决定是里根的“荒唐之举”，因为他们是在此消息公布于众之前的一刻钟才得到通知。专家们认为导弹防御是多说几十年以后、少说几年以后的事。即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微型的防御体系，也将耗资巨大，并且破坏核平衡，从而把全世界推向与苏联争霸的边缘。
亨利·基辛格本打算安排一次公众演说以支持里根为增加国防开支而做的倡议，但是现在他确实不知道该对导弹防御持何种态度，便只好取消了原计划。评论家和漫画家也开始抨击我们，他们声称这一举动是来自好莱坞的科幻，是里根自己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从公布的那一刻起便在国会山引起了骚动。
然而，里根的这一决定却得到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严正关注，它就是莫斯科。而这正是此项决议具有长久意义的价值所在。来自苏方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从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算起，得到这一消息便陷入恐慌和混乱，他们不能确信美国是否有能力执行此计划，但却知晓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他们关心更多的是此项计划是否能够执行，而非它是否将会执行。很显然，苏方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场美方挑战赛中注定是败者，所以为了避免一败涂地，他们主动放弃了参赛资格。
前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彼斯莫特尼克在１９９３年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会议上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境地。”他认为这项决议无疑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１９９８年，吉姆·贝克谈到里根时说：“我认为总统是把战略防御计划看成施加给苏方的无法承受的压力，看来他完全正确。”玛格丽特·撒切尔用更强有力的语气说：“战略防御计划的出台使军备竞赛最终结束，因为苏联是无力与之抗衡的。”在她看来，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是里根最突出的政绩。
我怀疑换了里根之外任何一位总统，战略防御计划还是否有可能出台，其他总统一定会事先在政府内就该计划进行讨论，这无疑会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实施它开销之大，结果注定是秘密被泄露，有关专家将对其批得体无完肤。里根的国内事务高级顾问，像麦克法兰和科学顾问杰伊·基沃思是明白这一切的，而且帮助策划它的出台并将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分钟。里根总统是幸运的。
政府内部是否也有人因为没有事先得到通知而受刺激呢？当然，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政府每一次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经过反复讨论和验证，这一原则至今仍是制定政策的最佳途径。那么里根这一次的行事方式对我们更有利吗？现在回想起来，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若不是消息被封锁得滴水不漏，战略防御计划这枚炸弹对莫斯科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冷战也许还要再持续几年。
战略防御计划一事反映出里根总统对其直觉和美国才智的信赖，赫德里克·史密斯曾在其所著的《权力游戏：华盛顿的运转》中写道：１９７９年里根和他的内务顾问马丁·安德森参加了在科罗拉多北美国防司令部召开的一次短会，其间他似乎获得了某种领悟：如果苏联发射导弹进攻，作为总统的他只有两种让人无法接受的选择：一是导弹对抗，二是坐以待毙，幸好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为他指出了第三条路——建立导弹防御体系。接下来里根便忙于一系列秘密会议，研究此事并最终下定决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他深知自己是在凭直觉行事，但常识告诉他战略防御计划也许可行，冒险是值得的。争议仍在继续。即使有一天（我们盼望着它早日到来），美国能建立起有限的导弹防御体系，专家们也还会对其可行性、稳定性和巨额花费产生质疑。虽然作为军事武器的战略防御计划有诸多的缺陷，但是作为外交武器的战略防御计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对直觉的依赖以及冒险的精神构成了里根的领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去实现大胆的设想，同时使整个国家团结在他身后。有时他在这种冒险的赌博中也会失手。这一点在他早年的经济计划中表现出来过。他曾希望通过更大幅度地削减赋税，而非削减开支以达到经济增长，从而为联邦政府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以平衡账目。这个计划被后来成为他的办公厅主任的参议员霍华德·贝克称为“河船赌博”。经济的确增长了，但赤字也增加了。里根、布什与克林顿政府都曾被迫提高赋税，尽管其比率比里根刚刚接管政权时要低得多。在里根的两届任期内，联邦债务由１万亿美元跃升到４万亿美元。１９９９年，华盛顿在债务部门偿还了３千亿美元，一个令人瞠目震惊的数字。我们这些曾在里根政府工作过的人应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我在政府部门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能更努力地去对抗赤字的增长。
有两点需要补充：由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拒绝控制在政府津贴计划上的支出，所以他们也应对８０年代的赤字负有责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时期的经济学家劳伦期·库德罗指出里根的经济计划对于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帮助作用，这样看来，在短时期内没能奏效的这一赌注，却在长期内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对于学习领导艺术的学生来说，有一训诫同样重要：提出宏大设想的领导们通常都在与未来进行着一次赌博。当然不可避免有些设想会失败。但是，最好的领袖不会因为害怕失误而裹足不前。在新政的实施上，罗斯福就是一位赌博的高手。在他的第一届任期期间，他不断地尝试着一个又一个的设想，直至它们中的某些发挥作用。他的两个最大的提议：国家复兴法案与农业调整法都失败了。“我并不期望自己的每一次出击都会得手。”他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这样说道。同样，他也在左右摇摆的尝试中摸索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他知道人民总会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有时候，领袖并不能解决危机，而是帮助他的拥戴者们渡过危机。林肯知道他别无选择，只有在内战上一赌输赢。他不断地临时确定军事战略，最后找到了格兰特与谢尔曼两位拥护他思想的将军，赢得了绝对的胜利。
但这并不是说，不顾后果的鲁莽武断与凭感觉和本能行事，对领袖而言就是一件好事。做出决定之前要慎重、深思熟虑，而且要想到不可预见的挫折。但同样重要的是，领导者应具有可靠的直觉、牢固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信念以及行动的勇气。里根在计划严谨性与政策知识都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凭他的直觉、价值观、信念和勇气来加以弥补。他显得像罗斯福一样稳健踏实，尽管他有时可能迷失了脚步，但每次都能跨越鸿沟，到达一个更高的境地。
罗纳德·里根6 罗斯福般的风范（4）
坚定信念
里根像大多数成功的领袖一样，在他掌握权力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核心信念。这些信念在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广为人知，但在那段动荡时代的末期，许多美国人开始欣然接受了它们。这些看起来已经过时又简单的信念，被里根赋予了新的生命。
里根任职期间很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坚持他的价值观。领袖的标志之一就在于他是否有其坚定的信念，并坚定地走下去。对领导者而言，去实现目的的方法可以很灵活，但方向必须始终不变。林肯曾经把他为拯救整个联邦所作的努力比做年轻时在密西西比河的一条小船上的领航员：他的目标总是同一个，但逆流航行时，他学会了如何“从一点到另一点”迂回前进。里根在他任期的整整八年里，始终坚定他的方向，即使是在他临时改变行动方针的时候。他的信念就是他的导向。
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
美利坚是一个由上帝选定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对里根而言，宗教的与爱国的信仰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并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他来说，美国人民是被上帝“选定的”民族，为通往哈米吉多顿（《圣经·新约》中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战场——译者注）决战铺平道路的民族。如果由他来选定国歌，一定是约翰·温思罗普的那篇著名的布道词，它告诉阿贝拉号船上的那些清教徒前辈移民们，他们将建成“一座山巅之城市”。林肯多么有远见，他把美国称为“世界的顶点和希望”。里根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带着一种救世主式的迫切心情，向其他国家传播美国的思想与文化。但他认为，美国应该树立起一个榜样，应该在其他的土地上培养民主与自由。
他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信仰具有明显的宗教腔调。比利·格雷厄姆告诉我，宗教信仰实际上处于里根领导力量的核心位置上。１９８１年遇刺后，里根私下里对格雷厄姆说，他感觉到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他在白宫中余下的时间将完全属于他的主。之后，他在一次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及其他的论坛上也多次述说了他的这种情感。
美国应该第一。不做第二，也不次于任何人。永远做第一。无论戈尔巴乔夫有多么开明，由共产党统治的苏联政府仍是威胁美国的邪恶帝国。因此，里根拒绝接受曾在６０年代末与７０年代，特别是在左翼中十分流行的一种观念，即与一个拥有大量武器装备的敌国保持平等共存的关系。他认为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军事、经济与政治强国，对于保护其自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灭亡，以使其不再威胁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