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16）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P260…264
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
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
（17）再不抛弃洋奴文化，我们就没得救了P227…229
当人们说中国的污染极为严重的时候，是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加工厂，以至于中国制造得越多，污染越严重，美国越赚钱？当中国人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是谁又让中国人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一架美国飞机，却不愿对中国自己发展大飞机进行投资？当中国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又是谁将这些外汇变成巨额美国国债，让中国穷人把血汗钱借给美国富人？还合演了人民币对美元单独升值的“无奈”？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
（18）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P110…114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这样的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
（19）产业升级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P115…122
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
（20）揭穿“逢中必反” 的愤懑主义本质P045…054
愤懑主义，普遍的实际效果，就是仅仅教谕人怎么去绝望，去助长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愤懑主义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样子，其实细分析一下，这一点也是大成问题的，甚至从一般社交意义上说，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为愤懑的劲头儿上来，人的状态是赖了吧唧的，认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认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应态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会去省察究竟为什么。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第5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1）
《中国不高兴》书摘正文（按全书章节顺序）
一、 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 宋晓军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第6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2）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第7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3）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