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④《神宗实录》页4274、4319。
⑤《神宗实录》页4419～4420。
⑥《神宗实录》页4440～4441。
⑦《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⑧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⑨《皇明祖训》页28。
⑩《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慈圣太后（7）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315～316、321。
参看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Government，页26。
《海瑞集》页4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History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神宗实录》页9758。
当时的神父DiegodePantoja和Sabatinode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武宗实录》页3028～3030。
《武宗实录》页3035～3042。
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武宗实录》页3215、3305。
《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慈圣太后（8）
《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警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神宗实录》页2772。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活着的祖宗（1）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50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4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秦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壁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党’。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港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零零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们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博温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里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
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入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
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
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
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
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民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
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
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
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
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
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
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
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
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
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
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
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
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
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
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
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
流至造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银”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
柳辊通常长150尺，圆周20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
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
捆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
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运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
柳辊就位，舢板凿祝。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
的速度堆放在这仓促抢护而成的士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
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
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
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
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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