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使金捷变得喜怒无常、为所欲为。他常常会变着法儿地〃折磨〃妈妈。有时在家闷了便马上要上街，有时突然想到要吃这吃那。秦怡毫无怨言，有时陪儿子逛上几小时的马路，直到精疲力竭。有一次，金捷说要吃包子，秦怡马上冒着大雨上街排队买。
1978年拍《海外赤子》时，秦怡不放心金捷在家，便带着儿子来到了海南外景地。由于气候炎热，金捷病情加重了，变得狂躁易怒，动辄暴力攻击给他喂药的母亲。
外景地的拍摄是很辛苦的，每天秦怡一拍完戏就立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赶到招待所，可身高1。80米的金捷一见到妈妈就打，每次都打在秦怡的头上。秦怡为了拍戏，脸要保护好，只好抱住头和脸弯下腰去，让儿子打自己的背。
几十年来，秦怡不知忍受了儿子多少次暴力，但她丝毫没有抱怨过儿子。她说：〃是儿子给了我坚强和勇气。〃
1983年，心爱的丈夫金焰因患病离开了人世。备受心灵打击的秦怡更加感到了生命之重。她曾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有勇气活下去吗？〃可母爱的力量使她决心与命运抗争。
一个春天的下午，秦怡带着儿子来到公园玩。儿子告诉她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画过树。
秦怡灵机一动，问他还想不想再画这里的树。儿子点点头。秦怡发现她找到了一个医治儿子疾病的契机。
秦怡记得金捷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儿子患病后画画的事便不再提起。为了使儿子重新拾起画夹，她请了一位画家教儿子画画。自己一有空总是陪着儿子到公园写生。
没想到金捷自从开始学画之后，病情得到了好转。他不但不再打妈妈了，许多事还自己动手。这使秦怡感到了做母亲的快慰和伟大。
随着年龄的增加，金捷患上了糖尿病和前列腺肥大，而且糖尿病很严重，每次饭前须注射胰岛素。为此，秦怡专门向护士学习了注射。
经过秦怡的精心照顾，儿子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精神状态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绘画水平也大有长进。他不但能简单地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能体恤母亲。
秦怡70岁生日时，至亲好友为她祝寿。金捷举着酒杯走向母亲：〃妈妈，我祝您健康，我以后再也不跟您乱吵了！〃秦怡听后激动得泪如雨下。
2000年5月21日，中国特奥世界行上海慈善晚会在上海市波特曼大酒店举行。国际著名影星阿诺·施瓦辛格除了向中国特奥会捐献了十五万美元外，又用两万五千美元买走了秦怡的儿子金捷的一幅画《衡山公园写生》。 施瓦辛格说：〃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弱智的儿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第三部分林巧稚：万婴之母
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席勒
在产房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她亲手迎接了五万多条小生命来到人间，她没有自己的儿女，但她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她叫林巧稚，人们尊称她为〃万婴之母〃。
林巧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厦门鼓浪屿基督教徒家庭。父林良英是新加坡一
所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
林巧稚5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了。懂事后，她从大姐和嫂子的口中得知母亲是因为子宫大出血而死，便萌生了长大后当医生的愿望。
1927年7月，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父亲问：毕业后打算做些什么？
林巧稚说：我要考协和医科大学。我想学医。 〃协和？〃父亲怔了一下，面有难色。
协和医学院当时是医学界名望最高的医科大学，八年才能毕业，每年的费用是四百五十个大银元。要负担这么昂贵的学费，对于林巧稚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继母对林巧稚说：〃三姑娘，你现在已经是20出头的人了，再上八年学，还嫁给谁呀？〃
〃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也不嫁！〃林巧稚很坚决地说。
林巧稚无意说出的一句话被她自己印证了。
1921年夏，林巧稚到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林巧稚毅然放下未完成的试卷去照顾病人。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录取她入学。从此，林巧稚走上了从医的道路，并为医学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29年，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博士学位，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当妇产科医生。 当时这个英美教会所办的医院的聘约上有一条规定是：在聘期间不能结婚、生孩子。林巧稚便毅然决然与协和医院签下了一年又一年的合约。
其实林巧稚并不是独身主义者。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动，对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向往。她还热爱音乐和文学，崇拜莎士比亚。但是对事业的狂热，使她放弃了很多很多。林巧稚曾说过：〃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了不结婚。〃
在协和医院里，林巧稚是最忙碌的一个人，她的桌案上老是堆着一大摞病历。当年，院内的其他外国大夫望着排着长队的病人，常常以时间差不多了为借口溜掉，而她总是认为病人挂上一个号很不容易，常常为把所有的病人都看了而耽误吃饭，有时甚至干脆让护士带一块烤白薯就打发了一顿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被关闭了。她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但对事业的执着热情使她在日寇铁蹄下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病人。
有一次，北京骑河楼附近的一个妇女难产，由于家庭困难请不起医生出诊，绝望之中的产妇家属在万般无奈中试请了林巧稚。林巧稚马上摸黑来到这个产妇家中，检查发现产妇的羊水已经破胎而出，子宫收缩无力，孩子被卡住。林巧稚立刻采取抢救措施，终于保住了母子的生命。家里感激万分，忙着烧火做饭感谢林大夫。可林巧稚伸手从桌上抓起一块冰凉的白薯，一直守候到天亮。 临走时，这家人问林大夫出诊的费用。林巧稚不但没有收一分钱，还把身上的钱掏出来，让产妇的家属给产妇买营养品。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回到了协和医院。一天，她的门诊室里来了一位衣着十分朴素的病人，要做妇产科的例行检查。林巧稚一边检查，一边问：〃以前生过小孩吗？〃 那位妇女告诉她，1927年的时候生过一个男孩，有九磅重，可由于条件太坏了，孩子生下不久就生病死去。林巧稚问：〃后来为什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不再要孩子呢？〃那位妇女说，后来的环境更恶劣了，行军、打仗，身体又落下了病根。林巧稚为眼前这位妇女放弃做母亲的权利深为感动。后来林巧稚才知道这位妇女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颖超的牺牲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林巧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使她感受到母亲的深刻内涵。
一天，一个孕妇就诊时告诉林巧稚，她以前生过几胎都没活，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林巧稚理解这个母亲的心情，精心照料着产妇，并使她顺利地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可是婴儿生下来发烧不止，哇哇直哭。她便仔细给婴儿轻轻地按摩脑门，那小孩握住了林巧稚的手后慢慢睡着了。林巧稚怕惊醒睡着的婴儿，不忍心把手指抽出来，在孩子身旁蹲了几个小时。护士来叫她去吃晚饭，她也一动不动。她说：〃我一动会把孩子惊醒。只要他能睡好，就有活的希望。〃
有一个外地的年轻妇女因子宫颈口发生病变，被诊断为癌，便来到协和医院求医。当时医院准备对她做子宫切除手术。但当林巧稚听说这个妇女怀的是头一胎时，心软了，便决定暂不切除子宫。她让孕妇每个星期来检查一次。几个月后，这位孕妇生下一个胖胖的女孩，而以前子宫的〃病变〃也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纪念林大夫，母亲给孩子取名〃念林〃。
林巧稚救过不知多少妇女和婴儿的命，在她保存的接生记录中，有各种与林巧稚息息相关的名字：仰林、敬林、思林，不一而足。许多孩子成大后都给她写信，叫她〃林妈妈〃。
上世纪50年代后，林巧稚除了看病接生之外，还忙于提倡计划生育、酝酿筹建我国第一个妇产科学的研究机构等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千千万万母亲、儿童的代表。她搜集了协和医院里妇科疾病的各种历史资料和畸形胎儿的有关资料进行苦心钻研，从而攻克了许多妇科疑难病症、不治之症，并发表过许多在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她曾摘除了农村老大娘腹内几十斤重的大血瘤，找到了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救活了世界上第一例溶血症婴儿，其许多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医学上的空白。
她从未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即使大年初一，她都要照例来医院看看，询视产妇和病人。 随着年事渐高；一些病也找到她的身上。她走到楼上的注射室打一针，花上十来分钟的时间，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1978年冬天，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欧洲四国，林巧稚出任副团长。在伦敦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因过度劳累病倒了。
她生病以后，一只手已经不能动了，她还坐着轮椅到诊室，为一个有影响的外宾病人看病。虽然她的手已经不能做盆腔检查了，可是她还十分仔细地询问病情，并且用她剩下的一只好手，在她的助手帮助之下进行检查。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她约请同行一起起草关于成立〃全国妇产科学研究中心〃的提案。
1982年春天，被称为中国医学圣母的林巧稚病情突然恶化，一年后离开了她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林巧稚说，她一生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她从这些哭声中感受到生命的奇妙，感受到作为医生的自豪，也体会到了母亲的快乐。
是的，林巧稚不愧于〃中国医学圣母〃的称号。一位作家这样评价她：她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母亲，却无愧是我们可爱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母亲一位在精神上十分富足的母亲。
第三部分谌容：承受生命之重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
1980年，一篇呕心沥血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带给中国文学界不小的震动，作者谌容也因之蜚声中外。有人称《人到中年》是谌容一部心灵史，人们似乎从小说主人公陆文婷身上找到了谌容生活的轨迹。
小说中的陆文婷是一位中年女医生，面对生活里的种种苦难、困厄、不幸和烦恼，她总是以一种少女初恋般的热情肩担生活的重负，忍受生活的磨难，毫无怨言甚至没有厌烦之感。她尽管身体垮下来，几乎丧失了生命，但最后不仅战胜了工作、经济、家务的重荷，而且战胜了病魔和死亡。
陆文婷的形象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一个中国母亲的写真。
谌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勇于承受生命之重的母亲。
谌容原名叫谌德容，祖籍四川巫山，1936年10月出生于武汉，〃七七事变〃爆发后，家人带着她来到成都和重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51年她读中学时因为家境突变而辍学。当时只有13岁的谌容，先是到书店当营业员，后来又到报社当了干事。1954年，谌容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俄文编译工作。后来谌容因患神经官能症，身体越来越差。正巧遇到国家机构精简，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谌容和范荣康（本名梁达）结婚后，共育有二子一女：梁左、梁天和梁欢。由于丈夫工作繁忙，儿女又小，谌容勇于承担生活的重压，把母亲的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他们家的经济来源极有为限，为了节省开支，她去商场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全家人的衣服几乎由她全包了。
谌容身体一向不好，但有一种极顽强的毅力，能自己办的事绝不麻烦别人。有一次他们搬家，为了不影响丈夫工作，她不声不响地打包、装箱、收拾，不但一个人把家给搬了，而且把新家的墙粉刷得雪白。
谌容为家务忙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她执着的创作，一有空她就趴在桌上写作。谌容对文学有一种固执的偏爱，但把名利看得很轻。1964年起，她一连写了三个剧本，都没能公开发表，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和埋怨，依然保持着健康的心态，勤奋地工作。谌容善于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开掘出重大的社会主题，追求小说的诗意美和艺术表现的新颖独到，格调清新明丽、委婉细腻、朴实深沉。1980年，她的《人到中年》以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态度来观照生活，由于手法〃怪异〃和表达的思想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因此在文艺界引起争议，一些人对她施加压力，她曾陷入深深的苦闷和迷惘之中。但经过反复思考，她很快从困惑中挣脱出来。后来这部小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由她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
谌容对子女的教育，既开明又细致。
她的二儿子梁天从小喜欢文艺，1980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闲居在家，为了让儿子多得到锻炼，谌容让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和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协助工作。1981年，梁天被分配在北京市服装八厂干搬运工。当时谌容在北京文化界很有威望，但她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儿子走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