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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凡尔登（Verdun）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译者注：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于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邱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邱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Reynaud），建议法国与英国木应该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Jean Monnet），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P6tain）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邱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有一天下午在多佛，斯皮尔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895年，有一个法国女人被泽西岛（Jersey）的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与狗兽交。经过审问，她被定了罪，最后根据泽西岛的法律被判死刑。法国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抗议，指出这样的罪行在法国仅仅会处以罚款。当时的内政部长阿斯奎斯（ASquith）也向泽西当局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坚持原判。阻止行刑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一道暂缓执行的命令，但是首相罗斯柏瑞（Rosebery）勋爵实在不知道如何当面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这个案子，最后只好决定把拟好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夹在一札关于军事将官升迁的文件中呈给女王。年老的女王及时地在上面签了字，并没有询问事实如何。但是这份文件必须事先通知会泽西议会才能生效，不巧的是这个威严的组织正在休会。这时，伦敦的整个内阁都开始关注这件案子。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海军部长大声说：‘首相，您也许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处理。’结果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深夜，一艘炮艇上的官兵突袭了蒙特一圣一奥吉尔堡（Momt－St－Orgueil），救出了那位犯人，带她上了船，全速驶到法国海岸边，然后把她推下了海。她就这样游回到自由的怀抱中。”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八章 奇迹森林
第八章 奇迹森林
执掌西尔斯·罗伯克（SearsRoebuck）百货商店期间赚进了大笔财富的朱利斯·罗森沃德（Juiius Rosenwald）曾说过：“我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会赚很多钱，他就一定很有头脑。有些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人。有钱人不会因为有钱就聪明，他们也并非因为聪明才赚到了钱。永远不要把财富与头脑混为一谈。”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吗？我一直都以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很正常。但是最近我做了智商测验，只有96只是挖沟工人的正常智商。
这还不是我唯一的残障之处。九岁的时候，我得了气喘，这个严重损害了我健康的宿疾一直缠着我，直到中年。我还对许多东西有恐惧症。我怕海。我最早的记忆是别人划船带我到离岸边大概一百码的地方，然后我对船夫尖叫：“你们骗我，混蛋，我够不着底了！”
25年以后，在新港（Newport）外面杰里·兰伯特185英尺长的帆船上，兰伯特清晨四点就被我在甲板上的大叫吵醒：“船上的人在哪儿！人人都只顾自己！”而当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风浪。
我在洛克斐勒中心36层、比尔·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工作时，因为害怕搭电梯，从来不出去吃中饭。但是我最害怕的还是飞机遇到气流。不管是烈酒、催眠大法，还是镇静剂，通通宣告无效。偶尔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下面的火车比飞机安全四倍。
运动方面，我只会褪球和attaque（译者注：一种法国攻击游戏），高尔夫球、网球、桥牌、国际象棋等通通不会。我只会跳波尔卡和快步舞。我看书慢得像蜗牛爬，但是不动嘴唇。我不会聊天，但却是你一辈子都想得到的最好的听众。我最愚蠢的坏毛病就是不怕麻烦地走得远远的，以避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不合我意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显然是蛮英俊的，尽管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英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就像一句西班牙谚语说的：男人就像胡子一样，越丑越英俊。当有人请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18世纪最丑陋的英国人，解释一下全天下都知道的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秘诀时，他说：“我花半个小时聊完我的脸。”
我对天堂的想法跟济慈（Keats）一样——“给我书本、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
向50位挚友致敬
杰洛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曾这样写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遗忘。快乐的时光来来去去，我们的朋友会逝去，所有的事物在最后都会化为尘土。但是如果可以保存一个纯净而清晰的影像，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遗忘是真正的死亡，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保存和收藏的话，那就是记忆。生命中所有的真义都在记忆之中，所以如果停止回忆，停止被过去的经历所感染，那么就必须要忍受自己生命的存在一点点消失的折磨。”
近年来，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严重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片段都从记忆中消失了的程度。所以我做了一份挚友清单。
我一直在抗拒把一些并不真正是朋友的名流，像罗斯福夫人、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以及菲利普亲王列入这份名单的诱惑。我也没有把父母、祖父母、侄儿、侄女、叔伯、婶母包括在内。我的儿子和养子、养女们也不在其中。
学校，1920～1928年
亨利·哈佛葛（HenrgHavergal）：费提兹学校的音乐老师，60年后仍然是我的好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
坎农·威尔逊（Cannon Wilson）：我15岁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还是诗人凯佛利（CalVerly）的朋友，并担任过克里福顿（Clifton）的校长。
南首·布朗（Nancy Brown）：在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她嫁给了马丁·塞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后来改嫁约翰·韩特葛瑞（JOhfl Hllflter－Gray）
马哥·罗思斯（MargofLoines）：她嫁给了狄威·莫若（Dwight Morrow），后来改嫁约翰·威尔基（JOhnWi压ie），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
巴黎，1931年
珍妮芙·瑟瑞维尔：她17岁的时候，我带她出去——那是她的第一次约会。后来嫁给了沙夏·盖查。
爱丁堡，1932～1935年
莫瑞斯威特（Murraythwaite）的莫瑞太太（Mrs．Murray）：她在登佛来斯（Damfries）的宅院中有16名侍女。我做雅家炉推销员时，常去那儿度周末。
克里斯汀·罗布克：我在爱丁堡的女房东。一个从斯盖岛来的可怜女人，后来在纽约成了一个优秀的厨师。她的房客中包括康普顿·麦卡锡。
伦敦，1935～1938年
法兰西斯·海奈尔爵士（Sir Francis Meynell）：我邀请他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他在公司里受封“印刷服务专员”。他在自传中写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
温蒂·莫里森（Wendy Morrison）：历史学家撒母耳·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liotMorrison）的女儿。她拒绝了我的求婚，嫁给了布鲁克斯·贝克（BrooksBeck），贝克在婚后几年就去世了。
哈利·罗伯特（HarryRoberts）：伦敦贫民区的一位医生。每周四天他都会窝在自己在彼德斯费尔德（Pe－tersfied）的家中写文章和侍弄花草，周围围绕着四个了不起的女人。
纽约，1938年
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一位卓越的律师。他给了我一张世纪饭店的临时会员卡，并常常让我看拉哥地亚（La Guardia）市长写给他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信件。
曼纽尔·刘伯曼：一位退休医生。我叔叔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介绍我去找他。他的病人包括爱因斯坦、萨拉·伯恩哈特，以及哈伯·马克斯。
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当时我们都是没有什么资历的广告撰稿人，每个月两次一起吃中饭，他使我知到了广告到底是什么。我们风风雨雨的友谊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去世为止。
亚历山大·伍尔科特：1937年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让我去见他。在纽约和他在佛蒙特州的小岛上，我对他有了很多了解。露丝·高登的自传中描述了我初到那座小岛的情景。我当时在那儿还遇见了爱斯尔·贝瑞摩尔、罗伯特·舍伍德、爱丽斯·杜尔·米勒、乔治·卡夫曼（那位剧作家）、哈伯·马克斯，还有洛尔·弗莱彻曼（《纽约客》杂志的老板）。
乔治·盖洛普：我的老板，后来变成我的朋友。一位伟大的调查研究家。
普林斯顿，1939一1942年
杰里·兰伯特：因为为李施德霖漱口水成功地做了广告而变成大富翁，42岁就退休了。在他的三桅杆纵帆式游艇太平洋号上，他是个优秀的船员，我曾坐他的船出海。他在普林斯顿有一座豪宅和一个有11位园丁的美丽花园。邦妮·麦伦（Bunny Mellon）是他的女儿。杰里对我的影响很大。在他的葬礼上，我是扶棺人之一，其他人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保罗·梅隆、哈德利·坎切尔，以及麦克·范德比特。
阿尔佛雷德·马克斯：盖洛普旗下的一位法国知识份子，曾在自由法国空军服过投。后来成为《真相》（Re．ante）和其他几种法国杂志的编辑。法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就是由他创办的。
华盛顿，1942一1945年
威廉·史蒂文森爵士：他做英国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曾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给大卫，我亲爱的朋友与战友。”我对他战后的酗酒以及通过海德（Hyde）的书籍追逐名气，颇不以为然。
宾夕法尼亚，1943～1966年
杰克·布兰克和凯蒂·布兰克（Jake and katieBlank）：他们是我在兰开斯特农庄的阿米什邻居。杰克后来去世了，留下凯蒂和13个孩子。
赖维·菲舍尔与安妮·菲舍尔：阿米什的农民。44年来的好友。1986年赖维、安妮和莎丽到多怫来住了三天。
密尔顿·史乐马克（Mition Slaymaker）：负责帮每个阿米什谷仓与烟草库争取“调薪”，50年如一日。了不起的人。
伊位·史多兹弗斯：阿米什人的主教，我一生所崇拜的英雄之一。他有1三个孩子，有一个儿子在我的农场工作。
纽约，1950一1972年
麦克斯·阿斯克利（MOX ASCOli）：自由派杂志《报导家》（The RePorter）的老板和主编，一个意大利难民。他的妻子是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商店的老板朱利斯·罗森沃德的女儿。我们在他的乡间别墅过了好几个周末。
汉姆·阿姆斯特朗（Ham Armstrong）：《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创办人，也是该杂志50年的编辑。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跑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很好的德国女子。他在纽约自己的家中去世，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麦克斯·伯恩斯（MaX BllrnS）：作为壳牌石油的老板，他把壳牌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广告业务交给奥美。真是棒透了！
霍华德·克拉克：我在格林威治村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他介绍给我。结果他给了我美国运通的广告业务。
约翰·洛顿：壳牌的全球总裁，25年来的亲密朋友。他的儿子乔汉、妻子安吉也是我的朋友。
汤姆·盖兹（TomGates）：曾经是国防部部长。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加入了摩根担保公司的的高层主管行列。真有意思。
亚瑟·休领（Arthur Houghton）：把史都本玻璃的广告业务交给我后，就成了我的朋友。他保举我进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董事会，他当时是董事长。我在他马里兰的农庄里度过好多个周末。
罗伊·麦克拉伦（Roy Mclaren）：我是大概在佛罗伦萨与特利（Tree）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他的，大概是1964年。他当时是加拿大外交官。他在奥美多伦多分公司担任过一年总经理，后来变成渥太华的一位众议员，之后担任部长，但于1984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时下台。罗伊写过三本关于加拿大军事史的书。现任加拿大驻英国大使。
泰德·莫斯科索：波多黎各经济开发部部长。我所有客户中最能鼓舞人心的人。
法兰西斯·普林普顿（Francis PlimPton）：在乔治·林赛接任之前，他一直是奥美的法律顾问。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我还记得那次去他在科摩湖（o Lake）的别墅，一次非常愉快的拜访。
约翰·洛克斐勒三世：让我参与开办林肯中心。后来让我担任黑人大学联合基金的主席。他是个害羞的人，但是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我非常喜欢他。
雷蒙·罗宾坎（Raymond Rubicam）：我已经认识他40年了。是他介绍我认识的盖洛普。上帝保佑他。
洛尼·特利（Ronnie Tree）：一个有钱的英国政治家。我在他巴巴多斯（Barbados）岛的家中度过了好几个圣诞假期。他是我所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