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９．５．夜深①
一封封充满柔情蜜意的情书从台北飞向花莲，飞到王尚勤的手中。有时李敖每日一封，连续数日不断，就像电视里的连续剧一般，对恋人进行情感轰炸。在炽热的情爱力量感召下，１９６３年３月，王尚勤离开花莲，回到李敖的身边。
就在这时，王尚勤的哥哥王尚义因肝癌住院，不久即离开人世。这对王尚勤一家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李敖也退出研究所，两人的生活出现波折。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日，李敖的第一本专著《传统下的独白》出版，他在文坛的声誉亦愈来愈高。此时，王尚勤想到了哥哥的临终遗嘱。
王尚义生前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在病危时希望自己的朋友们能帮他将这些遗著整理出版。他的朋友们经过一番努力后进展依然不大，最后事情又推给了王尚勤。王尚勤想请李敖帮忙。李敖并不欣赏王尚义的文章，但念在王尚勤的情份上，为王尚义出版了第一本遗著。
这时，王尚义感情线上的朋友又找到王尚勤，请尚勤出面催李敖设法出版尚义的另一本集子《狂流》。关于《狂流》一稿，王尚义在世时李敖就看过，也为出版之事帮他奔走过，但由于印刷质量问题都未办成。现在王尚勤又旧事重提，李敖觉得暂时不出为好。尚勤见李敖如此消极，一气之下自己拿去让一家小印刷厂排印，但校样效果很差。李敖见尚勤如此执着，只好将稿子转到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印刷出版。①
在为王尚义出书一事上，因观点不一致，李敖与王尚勤之间有过一系列不愉快的经历，两人的情感生活亦受到影响，加上李敖此时的文章已受到官方注意，他的处境十分不妙。王尚勤想马上结婚的愿望难成现实，便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
关于出国留学一事，王尚勤曾与李敖商量过多次，她希望李敖能同去，但李敖不大情愿，他不愿离开《文星》这块战斗的阵地，两人因此十分苦恼。如今王尚勤去意已决，李敖也不再阻拦，只有无可奈何地望着那赴美的飞机从远空消失。
面对王尚勤的离去，李敖深感自己的无能和无奈。在与情人分手的第三天，他怀着愧疚而又怨愤的心情在情书中写道：
也许人世的沧桑已使我逐渐变得冷酷而麻木，也许是我的恶性重大而难改，在我的生活和生命里，已经没有对“明天”的憧憬，我也许该羡慕×××一流的人，他们满脑袋“明天”和“家庭第一”、“小孩至上”，我好像在这方面非常不及格，我非常惭愧。
站在一个女孩子的观点，如果她聪明智慧，如果她知道一个幸福家族所必须的条件，如果她了解一个无聊文人的没有出息，她应该知道什么是她最后的抉择，医学博士、工学专家、留美学人、安谧的小家庭、美国的定居……这一切一切，都该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真正需要与真正归宿，浪漫文人给她的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ｒｏｍａｎｃｅ，一些欢笑与眼泪和那眼泪流干后的梦醒。现实是最残酷，也是最真实的，如果一个灵巧的女人不把她的未来抛掷在不承认现实的幻觉上，那她的幸福，将是无穷的。
如今，现实如此暗淡，人生如我，哪里还有什么理由和热情来选择什么？我只是任凭别人的选择。别人可以选择我入牢狱，可以选择我自己否定自己，可以选择我所背的十字架的式样……我就俯首而已。我所做的一切都该使我负担它的苦果。因为人人看我是罪人恶汉，人人都是如来佛，我好像在人人的手心里反抗。（像孙悟空？）
……
我觉得人和人生越来越荒谬，而不可理解，有心栽花花不发，有心为善反遭恶报，残忍反换到仁慈之果，仁慈反倒伤害别人，帮人忙反倒落埋怨，为人作嫁反倒害了人，策划明天反倒今天就完蛋，杀人越货反倒名利双收或成为民族英雄……这一切一切，都是荒谬荒谬，而荒谬即是正常，即是人生。
我多年前就喜欢苏武给他太太的诗：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忆。”
蛮动人的。其实改写一下也未尝不可——
“努力爱春华，可忘欢乐时，生当不来归，死当无所忆。”
都是诗。①
王尚勤赴美后不久，发现自己已有身孕。次年夏天，王尚勤生下一女，取名李文。这是她与李敖爱情的结晶。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就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一月之后，李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这两篇文章不亚于两颗重型炸弹，在台湾思想界激起层层涟漪。其中，《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影响最大。在台湾地区，日报、晚报、英文报，以及杂志方面如《文星》、《政治评论》、《世界评论》、《学宗》等十多家杂志都有报道；在香港地区，除了日报
以外，其他有《自由报》、《天文台》、《民主评论》、《中国评论》、《大学生活》、《人生》、《中国学生周报》、《新闻天地》，以及亚洲社会研究所（Ａｓ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报告等等，都有文字谈到这篇文章或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论战。此外，在美国、德国，曾有一些留学生将它复印流通。李敖说：“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使我得到不少的信念与困扰。”这些都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巨大威力。它与胡适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是“真正划时代的指路文字”。在这两篇文章的带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进入高潮。
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５日，周若木在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上发表了长达万余言的《论中西文化问题》，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是“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与俄化派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完全一样”。３月１日，同期《政治评论》上还有一篇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３月１日出版的《文星》第５３期，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载了胡秋原长达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中批评李敖是在断送教育学术，是“梅毒主义”，说“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文章称李敖的文化是“抗战胜利以后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３月１０日，《政治评论》第８卷第１期又发表了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３月２５日，该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发了主编叶青的《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两文。叶青在文中称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病”，“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
对于上述发难，李敖都随之一一给以回击，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以后，李敖陆续发表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重要文章有：
一、《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文星》第５４期（１９６２年４月１日）；
二、《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文星》第５５期（１９６２年５月１日）；
三、《“文化太保”谈梅毒》，《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
四、《敬答吴心柳先生》，《文星》第５８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日）；
五、《由一丝不挂说起》，《文星》第５９期（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
六、《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文星》第６１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日）。后收入《传统下的独白》，并被转载在《今日医药》及《台湾医界》；
七、《论“处女膜整型”》，《文星》第７２期（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日）；
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自立晚报》（１９６４年１月１日）。
同时，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支持李敖的文字亦有不少。比如居浩然在《文星》第５３、５４期上先后发表了《科学与民主》和《西化与复古》二文，在５４期《文星》上还刊载了许登源的《从超越前进到狂妄》、洪成完的《玄学英雄底狂想曲》和吴心柳给李敖的信。居浩然在文章中说：“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的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许登源和洪成完二人则对胡秋原都有严厉的批评。香港记者吴心柳则致信李敖表示支持。在《文星》５７期刊载了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章说：“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同期还刊发了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东方望的《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重新发表了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形成一种磅礴的攻势。殷海光亦在致李敖的信中认为李敖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６０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相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①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