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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９日，李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战斗性隐居”。他在《隐而不退的告白》中说：“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８日起，我计划到草山过‘隐而不退’的生活。我专一工作，独立战斗，不见朋友了。”
这里，他所说的“战斗性隐居”，就是对外界除了书信等书面交往外，其他一切都息交绝游。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敖自有解释：“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Ｉ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ｍａｄ，Ｉ ｇｅｔ ｅｖｅｎ！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他在《出师表感》一文中指出，我们只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明谏之切，竟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诸葛亮的隐痛，在于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诸葛亮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
面对自己的孤立，面对群众的不理解，李敖现在正有这种痛苦，加上他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担心“祸及友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沉静下来，完成“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产生“隐退”的雄心之念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在性格上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他在给邓维贞的信中亦言明苦衷：“前天自上午１１点起，到晚上１１点，友人前后１４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①他不愿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他说：“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他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他却想一个人完成它。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作出了此决定。“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
他要过的是一种“第一流人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人会妨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越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ｏｏ ｓｈｏｒｔ ｔｏ ｂｅ ｏｅｔｔｌｅ（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①
他为写出“世界性、永恒性”著作的理想而兴奋，而激动，他本来就有的“工作狂”习惯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惊人的意志力勤奋地工作，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
这种生活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在家里，每天不抽烟、不饮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翻江倒海的作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敖的家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在他的家中，书是成排的墙，墙就是书。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片与旧照片。除了书以外，便是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各种文具、多样的设备、音乐、拖鞋。有时要同时进行几个专题的写作，使一个桌一个专题，使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他诙谐地说，这有点像舞女的“转台子”，与这个跳过再与那个跳。
李敖又把他的小天地称作是“豪华监狱”。“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２４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
李敖虽然隐居在家，但是依然遥控着《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出版。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书依然查禁很严，但李敖已练就一套功夫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他说：
在作业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换句话说，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的，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１０本书出来，便有５本“阵亡”。①
在台湾，国民党官方为了钳制言论自由，非法抢书的行为，最初从李敖开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李敖不仅没有因此而收敛锋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进，咄咄逼人。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２期在装订厂被抢。当他的同仁叶圣康等神情沮丧地向他报告详情时，他则谈笑自若，讲吴汉差强人意的故事给他们听，鼓励他们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难。该期杂志被抢，他又日夜加班，赶出第２３期来垫档，一周后，《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３期又到了读者手中。他相信，在人民争自由求民主的历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这最悲壮的一页。
李敖对当局的批评文字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一天，李敖逛旧书店，书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对他说：“唉！李先生，你真想不开，你什么都要批评，你看你多累！”说着，她送给李敖几张“济公活佛圣训”，说：“这些都是我恭录印赠的，你最好多看看。”李敖一看，乐了，那“圣训”上写道：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
……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做什么。
看着这位极富态的老板娘，李敖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张脸在嘲笑着他，他们人人都有随遇而安的本领，人人都能委屈求全，这种“平均人生观”，使他更加感受到“唤起民众”的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与党外同仁为理想而战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１９８３年，留澳学者邱垂亮在海外发表《一九八三年台湾党外的路线斗争》一文，描述了活跃在台湾民运中的四个派系：一是以康宁祥“立法院”的党外“同志”、包括老委员林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有“台独”倾向，但也不反对统一。二是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以许荣淑、林世煜的《生根》为主，周清玉的《关怀》和尤清的《博观丛书》为副。他们支持台湾乡土文艺和台湾“民族意识”的兴建，反对大统一的“泛中华主义”。三是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前进》周刊是其主要阵地，邓维桢的《政治家》是跟进者，李敖是该系的导师。他们倾向于统一。四是陈映真、苏庆黎等人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属于文化思想层次的党外。①从这一划分当中可以看出，李敖在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斗牛士的性格使他并没有因著书而忘天下，因隐居而放弃战斗。他的心与台湾的成长进步同在。
１９８５年４月９日，李敖在差１６天满５０岁生日时，再次写下了他的战斗宣言《五十而不知天命》，表示他不会认命，他要向命运进行挑战。对于天命，非不知也，是不服也。
正是李敖的这种骁勇和悍气，李敖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无役不投。在他二次坐牢出狱后不久，他便已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由四季出版公司老板叶圣康出版。到１９８５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又隆重推出了达２４册（另有附册两本）之巨的《李敖全集》。
李敖“战斗性隐居”开花结果。
在８０年代的头四五年中，李敖出版的各种集子就已超过了过去２０年的总和。而这２４册的《李敖全集》，也不过是收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前的文集，书信、日记尚不在其内。
早在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２年），美国、香港等地的刊物曾经流传过一篇金延湘写的《我爱李敖》，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敖在台湾存在的意义：
李敖的“天下”是什么？从社会学的眼光看，李敖的“社会角色”，就是琼瑶式“少女眼泪梦”以外的这个世界的“意见领袖”。在美国，没有第二个拳手能像阿里那样，把大众传播媒介逗得团团转。在台湾，没有第二个文人像李敖那么深深摸透大众社会心理。李敖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当然，作为一个文人，造成这种“李敖现象”的，不是他的学问造诣、不是他的大胆见解，更不是他的人格风范，而毋宁是他的特立独行、奇峰突起的表演。正人君子们或以为这种表演术有失斯文，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台湾，一个政治观大体由党团包办，价值观大体受商业摆布的急速全盘西化的社会，以“社会批评”作为专业的所谓“文人”，除了他的观察力、透视力，如何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文化环境中尽量提高自己的功能？这是李敖出道以来首先得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李敖的路是惟一的路，但也不能否认，李敖的确走出了他自己的路。试问：李敖当年提出来的让保守派人士视若蛇蝎的那些观点，有哪一点不是在２０年的社会变迁中一一兑现的？
李敖就是李敖，你不能把他划为哪一类，不能把他归为哪一格，你如果贸然下个断语，不久你就发现自己的荒谬，因为，李敖是个不能用正规方法或传统观念加以定性分析的文化人。李敖批评了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他同样也是他所属的社会和时代的集中表现、戏剧结晶。打破这些框框，我们才能平心静气欣赏他的表演，看出他的表演术所带动的社会变迁的力量，而且，有时也会惊异地发现，这些阻碍社会变迁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往往就是一代又一代地潜藏在五千年文化习染形成的中国人的头脑里面，于是，我们才真正看出，同阿里一样，在这种看似疯颠狂妄的行径后面，李敖还是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战斗对象。只不过，阿里的对手，是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感；李敖的对手，则是势力更为强劲、内容更加盘根错节的中国传统封建包袱。①
在文章中，作者把李敖称为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在台湾文化史上，８０年代的波谲云诡，李敖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情人与助手
早在１９８４年，李敖于《千秋评论丛书》之外，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与党外杂志展开了大串连。其中，关系最深、持续最久的是台湾人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列。郑南榕打着李敖的旗号（以李敖挂名总监），真正做到了１００％的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