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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爱我对么？你还爱我对么？”她反复盯着我问。
我发觉当我面对她时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坦诚。忽然，我的思路顺了。“这与感情无关，这是两回事，虽然我还爱你但我照样无法忍受。你别打断我听我说完！我承认你对我生活上照顾得很好。给我吃给我跑，婚后比婚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这我不抱怨，瞧，我都胖了。但，我说了你别生气呵，但我不是一个衣食无忧就完事大吉的人。和你在一起，老实说，我精神上感到压抑。”我停下不说了，喝水。
她说：“可是我并没有从精神上管制你，我还是想方设法想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的，没事我们不也常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是两回事。”“怎么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你觉得我在思想上不关心你？”“不是！”我直接大声道，“我觉得你在思想上太关心我了！都快把我关心疯了！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盯贼似地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穷原间委，醍醐灌顶，寸草不生，一网打尽。杜小姐，你不是对我不好，你是对我太好了！你对我好得简直人粉身碎骨无以回报，而你又不是一个不要求回报的人！”“我没听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夸你呢！说你好！你对我情重如山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是高山仰止。你对我的‘好’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客气地讲，你用你的‘爱’就象人们用道德杀寡妇一样奴役了我！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指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向往的是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不赔不嫌，平安周到。”“我明白了，你是怨我没有给你乱搞的自由。”
“我操……好，好，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去想我也没办法。唉——有时候真是还不如和没心肝的人混在一起来得痛快。”
“我觉得人有点变态。对我好还不行？非得对你恶狠狠的一天打着骂着你才舒坦？”
“两回事，不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不通嘛。”
“好吧，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词句说吧，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这么过下去了。”“……”“你别激动。”“我不激动，我没事，眼泪早哭干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是！你现在这样已经不能激起我真挚的感情了。”
“可你当时选择了我，不能才过了几天就变卦。”
“我当然可以变，因为人，你我都在变。”
“你认为你当初选中了我就是错的？”
“当初选你是对的，现在不选你也是对的。我没卖给你。你不能像……你是什么呀？信仰、国籍、姓名？你给我说一个不能变的东西？性别都不是一成不变了。”
“我们的结合是有婚姻做保证的。”
“婚姻可以解除，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推翻。我不喜欢不中意了，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一纸空文。”
“就是说，你下决心了，不计后果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了？”“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我们目前还是分开的好。我们不合适，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从根本儿上，我们是两种人，继续绑在一起，分歧不但不会缓和，矛盾还会愈演愈烈，最终才是真正的无可挽回。也许分开后，我们冷静了，有了更多的比较和思考，没准将来还会走到一起，起码会成好朋友，人生知己。人生不过百年，最后仍要分手，永世不见，我们不过是提前了５分钟而已。这一生能认识你，我也很幸运，我会到死都想着你的。使我一生中的一段时间有过快乐。能被你这样优秀的姑娘爱过我觉得没白活，很好。希望你对我印象也别太坏，权当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
说着说着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无耻，我完全没料到就象今天晚上我开始谈时根本没想要和她离婚。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不是这么回事。”“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你干嘛？”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回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你看不看我？”“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我被割破了。”“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5。越吵越凶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1）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７０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