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道路。历史对人的压抑机制的突然失效和精神的自由，把他们还原成了赤条条的人。当这代人开始学会观察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是新鲜的；当他们开始思考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一点也是比他们年轻的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历史力量的退场只是暂时的，它很快又以商业和物质主义的方式介入了人们的命运。
不像他们的上几代人，我们很难给这一代人指明一个公认的共同特征。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也从未获得一种能够使他们互相认同的共同经历。不妨说，缺少共同特征正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在他们心灵的发育时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上层建筑已开始出现解体迹像而其社会基础还未遭到根本破坏的庞大的共产主义体制。因此，在撼动这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事可作。他们盲目的渴望行动的青春力量受到阻碍的结果，使他们把激情转向内部，试图在自己的内心重建一个人类生活的理想秩序。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社会。社会生活在这方面没有为他们提供实现自我、证明自我价值的机会。这同样促使他们转向内心生活。不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动性的关系，而是人与自我的沉思性的关系，成为了这一代人生命中的核心问题。这是充满怀疑的一代，但又是勤于思考的一代，内心也不缺乏某种坚定。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系科，在80年代初期竟然成为高考热门的原因，那时进入这些系科的各省状元就像这些年进入经济、法律、外语等实用专业的一样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双重催化下，这一代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价值不是依附于“代”或集体的价值，而是由自我创造的。这正是他们自信的理由，也是他们成年后着迷于艺术创造的重要原因。这一代人不但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他们不允许自我冰释于这种盲目的认同。他们的上几代人大多走了一个水流归海的过程，他们却努力挣脱大海的怀抱，还原为一滴水。对此，张新颖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由于这一代人“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因而“很难形成一种自己的话语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极其困难，往往需要‘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来勉强凑和，常常言不及义”①。
张新颖是从对流行音乐的评论中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一结论某种程度上也只适用于流行音乐。因为流行音乐必须诉诸于对以“代”为基础的共同性的吁请和诱发，否则流行就要流为流产。但就流行音乐本身的性质而言，它不是对人类经验的根本性的领悟，而是情绪和感官的狂欢。因此，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内，由于缺少“一代人心灵的声音”，无法勾勒出哪怕最简单的“一代人精神的画像”，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的失忆，也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万众一心的集体狂欢的夜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代人在流行音乐领域未能出现崔健那样的代言人的原因。②一代人之间的共同性已经消失，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又从何说起呢？
不同于流行音乐诉诸于集体的共同记忆、情绪和经验，诗歌诉诸个体隐秘的内心经验。诗人毋须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只要成为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就行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最易于催化诗歌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一代人中涌现出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原因。肖开愚、陈东东、韩东、吕德安、臧棣、西川、海子、骆一禾、张枣、黄灿然、桑克、王寅、哑石、清平、麦芒、潘维、黑大春、朱朱、周瓒、叶辉还能在哪一代诗人中找出这么多掷地有声的名字吗？在近二十年的诗歌进程中显示的那种勃勃生机不但在短暂的新诗史上找不出可与之匹敌的时刻，即使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少数创造力最健旺的时期方可与之一论短长。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诗歌是比流行音乐更为普遍的一种艺术。因为诗歌诉诸于个人的内心经验，它反而更具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而不会受制于狭隘的“代”的经验。流行音乐之所以行之不远，不能穿越时间的长河，关键在于对“代”的经验的传达妨碍了最深切的个人经验的传达，从而使其表现的经验的普遍性受到损害。因此，这一代人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失语，恰好在诗歌领域得到了补偿。新诗迎来了其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附录：西渡文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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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情景中度过的。当历史以一种神圣的激情将他们的父兄席卷而去，懵懂的他们被遗忘在空寂的家中、生产队的谷仓或者正午空旷的大街上。他们躺卧在草地上，远远地听着操场那边的喇叭里传来嘹亮的歌声，那是历史在他们身外疾步前进的声音。这是这代人一个典型的姿势。在这样一种姿势中，他们度过了一个无人管束、无所事事的童年。但在这样一种童年中，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当他们厌倦了家中的抽屉、箱柜，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默不作声然而总是充满神秘生机的大自然。他们开始观察燕子、蜻蜓的飞行，熟悉了蚂蚁忙忙碌碌的生涯和蜗牛慢吞吞的脚步。他们寂寞的身影游荡在阳光下，钻进野草疯长的树林，藏身于荒凉的墓地。
这种有点压抑而终不失宽松自由的童年，某种程度上保全了他们的赤子之心，使他们在成年以后仍然保留了对世间事物的好奇之心，并把他们训练成一些良好的观察者。而那个局外人的姿态又使他们倾向于回避那种总是试图将他裹挟进去的历史力量。相对于事物抽象的本质，他们更着迷于事物迷人的表面。而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他们成年后又一次绕过了他们。历史的车轮在20世纪90年代轰响着突然加速，经过一段短暂的腾空飞行，最终落在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肩上，把他们裹进了全球性的商业化大潮，而这群出生于60年代的人们再一次被甩在观察者的位置上。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激发了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把他们培养成了优雅的厌世者，唯美的享乐主义者，忧郁的自我的解剖者和冷静的历史的观察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似乎还从未有哪一代人拥有这样一副充满赤子之心的、无所顾忌的观察和自我观察的眼光。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代人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从而使他们成了“历史的观看者”①。在他们前后的几辈人中，这代人似乎最缺少行动的渴望和热情。与其在盲目行动中耗尽精力，他们宁愿将激情挥霍在唯美的享乐中。这一切使得这一代人天然地具有诗人的气质。
这一代诗人成长的精神背景的特殊性，也表现在他们特殊的文学教育背景上。在他们最初接受的简陋的学校教育中，文学教育和其他人文教育一样是一片空白。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学课本中的几篇毛泽东诗词，竟唤醒了那个沉睡在这代人身上的诗歌灵魂，成为不少60年代出生的诗人写作生涯的起点。早期教育中的这种欠缺，固然对这一代诗人的文学修养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好处：在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中没有混入任何先入为主、模棱两可的成见。当这代人第一次与文学遭遇时，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判断的能力，中外古今的斑斓的文学成果几乎同时地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空白的心灵状态使他们可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这些有时是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们日后全面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修养便起源于这样一种看似偶然的契机。让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这一代人的文学修养几乎完全是自我教育的结果，而这一过程紧密联系着他们追寻自我的精神历程。
新诗史上最初的几代诗人在接触西方文学传统之前，往往已在中国旧文学中浸染日久，旧诗的意识、趣味、情感、感受性、节奏、形式不可避免地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却远难抵销它在语感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文言特别是旧诗词的长期浸淫中形成的语感，会降低一个人对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的敏感，使他对现代汉语的质地、声音、节奏的判断产生扭曲。这种扭曲的语感对诗人的工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在新诗史上，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等旧诗修养较高的诗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某种文言习癖。而后两位乃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新诗的现代性最坚执的诗人，连他们都未能免俗，其余可知。胡适作为白话诗的始作俑者，对白话却从未形成良好的语感。郭沫若也只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对白话有一种天才的敏感，以后便大作其不堪卒读的旧诗。许多初期的白话诗人未几便改弦更辙，重新做起旧诗，理由概在于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旧诗那一套陈腐的辞藻里才能体会到语言的诗意，而白话是粗鄙的，缺少美感的。也就是说，旧诗的审美和思维定势完全推毁了他们对诗的领悟力，他们成了旧诗那个庞大的传统的又一批殉葬品。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现代文学史上写出了最富于现代气息，对现代汉语诗歌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非科班出身（如由画入诗的艾青）或者对文言的不利影响保持了足够警惕的诗人（如穆旦）。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60年代出生的一代诗人非常偶然地躲过了一劫，而这本来几乎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这真是幸何如之！因为传统文学修养的欠缺，是可以通过日后的学习加以弥补的，而语感一旦被扭曲，就深入一个人的无意识层面，很难通过理性的努力去消除。这一代人开始接触旧诗传统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种自我保护能力，知道哪些是这个伟大的传统之根，哪些是花和果，那些又是它的腐朽的寄生物。事实上，旧诗只有对这代人才是一个益的矿藏，而对他们的前辈，它不过是一个散发着不魅力的西壬女妖，那些听到过她歌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丧身于波涛。
我说过，这代人是通过自我教育获得他们的文学修养的。我的意思在他们身上不存在一个可以辨认的师承关系，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上了大学，有不少人还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这仍然不能改变这一代人主要通过自我教育完成知识储备的实质。当他们进入大学校园时，有着良好知识修养和文学、学术创造力的老一辈学者、作家大多已人物凋零，他们的授业老师多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知识修养既无法与前辈学人相比，而且不少人思想僵化、感觉迟钝，很难担当起传递文学学术薪火的重任。然而，这代人很快把这种压抑的气息奄奄的文学学术环境变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自由氛围。无所事事的童年所培养的好奇心，早年的精神饥荒所引发的对知识的饥渴症，以及某种内心的隐秘需要，把他们驱向了阴暗的图书馆和明亮的通宵教室。这一代人突然从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变成了最勤奋的一代大学生。他们囫囵吞下了一切他们感兴趣而且碰巧能够找到的文字。当他们走出大学校园的时候，他们已是“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新人了。当然，由于缺少系统和严密的学习计划，也由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由这种自我教育完成的知识储备肯定存在许多盲点和欠缺。但是他们永远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这一代诗人大多有一种藏书癖，他们的藏书之富、涉及面之广，甚至令很多学者望尘莫及。如果你曾经访问过某些诗人的书房，你就会深切感受到这种早年的精神饥荒在这代人的求知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其结果便是造就了新诗史上最为好学、勤奋的一代诗人。
这一代诗人很晚才开始接触中国旧文学，但他们最终获得的旧文学修养并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诗人。他们在对待旧文学时拥有的自信、距离感和反思能力更是他们的前辈所很少具备的。这反而使他们比他们的前辈诗人从旧诗传统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被上几代人视为旧文学优点的词藻、音节以及多愁善感的旧文人习气，不再能蛊惑他们了。在一种崭新的意识烛照下，他们重新发明了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肖开愚、臧棣发明了一个新的杜甫，黑大春发明了他自己的陶渊明、李白和王维，陈东东发明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东方传统，哑石则对中国的自然诗歌进行了现代性的阐释，而西川从李白那里学到的东西也许要多于任何一位古典诗人……陈东东对待古典诗歌的态度在这一代诗人中具有某种典型性：“我热爱我们的古代文明，我不断诵读那些古诗词，我相信我仍保留所谓的东方情怀正因为这样，你才更能体会到我们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反动于古典的结果。我想对现代汉诗来说，借鉴或借用古典是必须去做的事情，但承袭古诗词却要不得，而且不会成功。”①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使一个令人窒息的传统的在这一代诗人身上重新焕发了伟大的生机。
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的滋养，但由于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程度、接受心理的限制，他们的前辈诗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往往是单一和片面的，他们的影响的来源往往集中于某几位诗人或某一国文学。在大多数的诗人那里，这种影响和他们的创作之间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例如，美国意象派之于胡适，惠特曼、早期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英国浪漫主义之于徐志摩、闻一多，法国象征派之于戴望舒，歌德、里尔克之于冯至，卞之琳所受的影响似较宽泛，但也未超出英、法两国的范畴。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