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爽朗地大笑起来。
章士钊也微微笑着，对李大钊说：“仲甫先生喜欢说笑，严谨而不失其豁达，脱俗而不失其诙谐，冷峻而不失其热烈，真乃名士之快风也！”
李大钊说：“陈先生能屈驾面会守常，守常深感荣幸。”
陈独秀正喝着茶，放下手中茶杯：“守常先生差矣！何谓‘屈驾’？切不可这样说！孔丘之言：“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话千真万确。就如常人所说：为师者不在年高。守常光生就是一位年少于我的师者。”
陈独秀这样说，大大出乎于在座的章士钊、吴弱男、李大钊意料。一代做世英才，英雄气概十足，以盛气而威慑神州，今日却成了如此之谦谦君子。如此谦美之辞，竟出了他陈独秀先生之口，真让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确实如此，所以令他们惊愕而楞怔，尤其是李大钊，惶恐而不知所措，同刚才一样，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连说道：
“陈先生过谦了！陈先生过谦了！守常实不敢当，实不敢当。”
“守常先生，仲甫确实是肺腑之言。仲甫所说，你受之无愧。是你的那篇文章，使我从迷惘中苏醒，茅塞顿开，看清了前景，丢掉了悲观与消极，充满了对未来的乐观的信心与希望。今日，仲甫特地来求教于你，望守常先生万勿谦辞！”
陈独秀语气如此诚挚恳切，使李大钊极为感动，浮在心头的惶恐不安，顿时也云消雾散，情激心热地说；
“陈先生如此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实实令守常发自心底感动，守常愿与陈先生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计，为我中华复兴而竭尽全力。”
陈独秀也高兴地连连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人生得一知己，不易。今日，仲甫又得守常先生这一知己，实乃大喜。”
李大钊也连连点头赞同：“守常也是此同感。”
章士钊见两人如此和谐而投机，甚为欣慰，先前的重重忧虑也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兴奋，竟像逢了喜事的小孩似地咧着嘴笑着，对夫人说道：
“弱男，仲甫先生刚才说：人生得一知己，不易。而我行严今日得二知己，是不易之中不易。今日我们三知己相聚，乃大欢大喜大庆大贺之日，劳你辛苦，略备小酌，让我们在一起庆贺一下，怎么样？”
吴弱男文静地微微一笑：“刚才在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章士钊高兴地对吴弱男抱起双拳：“谢夫人！生行严者父母，知行严者弱男也！”
陈独秀也竖起大拇指，朗朗地笑着说：“不愧是贤妻良母主义者！”
吴弱男脸色微微发红地笑着，去厨房和帮佣一起把酒菜端了进来，摆在桌上。
“请！仲甫先生、守常先生，请！”
“行严先生，请！”
各人都依次坐下。
李大钊招呼道：“夫人也请来吧！”
吴弱男笑答道：“你们先喝，我那边忙完，一会儿就过来。”
章士钊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各斟上酒，完后又给自己斟满，拿起酒杯，真情而诚挚地说；
“人常说：酒逢知己干杯少。今日，行严虽说不才，但得两位英才知己，实为三生有幸。行严愿与两位知己同心携手，为救国救民，为复兴我神州中华而尽瘁效力！”
“谢谢！仲甫定不负行严先生之厚望！”
“谢谢行严先生！守常也一定不辜负先生和夫人的错爱！”
三人碰杯畅饮。
李大钊放下酒杯，诚恳地向陈独秀请教道：“仲甫先生，拙文《厌世心与自觉心》是草率之作，文中言词有许多不当之处，请先生多多包涵！在此，请先生明示！”
“守常先生不必过谦！先生《厌世心与自觉心》实为一篇醒世雄文。立论高屋建瓴，通篇意在明辨是非曲直，由浅入深，剖析透彻，以理论理，令人心悦诚服。”
“仲甫先生过誉。守常清楚，这是仲甫先生对守常的鼓励之说。”
“不，不！仲甫所言并非虚夸。守常先生的那篇文章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
“守常在文中所述的，只是一些尚未深思熟虑的浅见。不知仲甫先生对救国救民还有何宏论高见，想赐教一二，以供守常思索。”
陈独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把酒杯一放，略略想了一想，感慨地说：
“当今神州中华黑暗重重，我考虑了很久，惟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拯救神州，只有Democracy（德莫克拉西）和Science（赛因斯）这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科学与人权并重是惟一可行的自救之路。民主与科学这‘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盏可以把神州从愚昧和落后的黑暗中引出来，并进而引向光明未来的明灯。几干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把民主与科学排斥在外，甚至禁铜起来。现在仍是这样。独裁和愚昧把中华神州正推向更深更黑暗的深渊。所以，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在神州高高举起，高高举起来！惟有这样，才能把我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除此而外，别无他路！行严先生，你说呢？你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章士钊思索了片刻，说：“仲甫先生所谈，不是不对，但仅仅只可作是理性的设想，而我比较注重现实。现在，袁世凯在国内正紧锣密鼓地加快复辟的步伐，面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几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否能阻止得了呢？”
李大钊说：“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让四万万同胞都明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明了只有以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代替封建专制的旧文化，才能阻止把我们神州中华拉向倒退，才能彻底打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
陈独秀点头赞同：“守常先生所言极是，与仲甫所想一致。以新文化唤醒四万万民众，尤其是激励起青年一代，乃是当务之急。仲甫已筹划多日，准备近日内回国在上海创办一个新型的杂志，名字可暂定为《青年杂志》，旨在宣传科学与民主，倡导进步，倡导新文化。行严先生，守常先生，恳望你们两位能鼎力相助，撰文支持！”
李大钊慷慨应允：“那绝没问题！守常定全力以赴，与仲甫先生并肩共进！”
几日后，陈独秀回国。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代划时代的英杰，从黄浦江畔又昂首奋起，高擎起醒目地大写着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在沉沉笼罩着浓厚的封建陈腐气味的神州大地，高高飘扬，是何等的令人振奋！
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发了《敬告青年》的战斗檄文，高亢而激越地吹响了向旧封建专制文化营垒全面猛烈进击的号角。号角声声，传向大江南北，传向长城内外，震荡着整个神州大地。
相继，陈独秀先生笔下走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如一发发巨型炮弹，投向陈旧腐朽的孔家店，炸得孔家店摇摇欲坠。
第二年年底，陈独秀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住所。
这时，除钱中季钱玄同教授、沈君默沈尹默教授已在北大文科任教而外，刘寿彭刘半农先生、胡适之胡适先生、周遐寿周作人先生，以及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树人鲁迅先生，也都被聘请来北大文科任教。
同年，李大钊也被邀请，来北大担任经济系教授并兼图书馆主任。
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开始形成。
这几天，陈独秀一直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以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专制制度进击。现在，号角已经吹响，战鼓也已经敲起，下面，战斗怎么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怎么深入？
当初，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就是想以《青年杂志》作为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专制进击的有力武器。他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进击的第一声号角而吹响、作为第一声战鼓而擂起的。
那是～个寂寞清冷的月夜，在上海寓所。
陈独秀走出屋子，踏着白花花的月色，踱着方步，在庭院里缓缓地来回走着。
清冷的惨白的月光，从幽幽深邃的夜空中撒落下来，布满了整个庭院。院门旁边那棵已经临近枯朽的老榆树的树梢上，浮罩着一层淡淡的银色的月辉，宽大的树冠下面，树身逆着冷月投落在地面上的浓厚的阴影，是那么阴冷、那么沉郁、那么黑森森地立在那里，与白花花的月光，形成了极鲜明的反差。
陈独秀缓缓地来回走着，不时地抬头望望那深邃的夜空和那清冷苍白的寒月，思绪沉浸在深深的忧虑和探索之中。
他的视线落在院门旁边的那棵老榆树和老榆树下的阴黑的树影上，心猛地一沉落，他好像觉得那老榆树把阴黑的树影也投落到了他的心头上，使他心里感到一阵阴冷。八股文，不知怎么他想到了八股文。他想到了那旧的封建文化赖以支立于世的八股文。
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而又呆板的文体，现已持续有三百多年至四百年的时间了。
到清王朝手里，科举也沿袭前朝，以《四书》、《五经》和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八股文体为标准，分三级进行考试。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县、府一级称之为院试，中试者称之为秀才。省一级称之为乡试，中试者称之为举人。各省举人到京城参加最高级考试，中试者称之为进士。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凡是已考上举人和进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受各种待权。
在此八股文体仕途的影响下，读书人都以熟知《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家店的陈腐之物为荣，反之，则被轻视、被弃斥，以至受“文字狱”之牵连。
文比以及各类学术，被死死地禁锢在这封建专制的桎梏之中，尤其是到了清朝。起初，在清初时，稍微还好一些，但从雍正、乾隆年代大兴“文字狱”、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文化和各类学术，都被严酷地冻结在了万丈寒冰之中，冷凝停滞，一派沉沉死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清朝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文人之间，而且，波及着当时的文坛日趋仿古摹古和日益腐朽没落。在雍正、乾隆年间，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极为兴盛风行。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凡不合乎孔家店条文的，都不可学，不可写，不可宣传与褒扬。他们以唐宋以来的古文派的正统而自居，成为清朝封建文学思想的“学霸”。与此同时，和方苞、姚鼐的桐城派文人相适应的，还有昭明文选派的骈体文，刻意仿古摹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以华丽空泛的文字游戏而自以为是。
陈独秀的脑海里闪现出清朝末年倡导过“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著名诗人黄遵宪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的几句诗：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妄造丛恶愆。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可谓切中时弊，入骨三分。凡是孔丘老夫子未曾说过的话，都不可写进自己的诗文，被冰寒的铁链锁得如此之紧，一点都动弹不了，多么可悲可叹！
清末以来，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对这种被禁铜的昏沌愚昧，早已愤激难抑。黄遵宪大声疾呼：“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那样的惊世醒世之作，妇孺皆可朗朗上口诵读：“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此前后，也曾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人创办过《白话报》、《白话丛书》等，提倡用通俗明了的白话文取代晦涩的文言文，但也都没能形成气候。
陈独秀又想起自己创办的《新青年》在还是《青年杂志》时，所刊载的文学作品，虽以很大气力翻译介绍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的左拉、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王尔德等这些西洋大文豪的上乘佳作，但都因为是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翻译表达，所以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像这样下去，不要说文化和各种学术发展不了，就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捆住手脚，都被窒息住，无法进步。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个有血性的民族，虽历经劫难，血泪相浸，但奔突着的地火没有熄灭，有朝一日，它必定会燃烧成冲天的熊熊大火，照亮整个宇宙。
现在，我们要点燃这个火种，把奔突的地火从下面引上来，让它在整个神州大地熊熊烧起。
想到这里，陈独秀胸中激起一派豪情，一股股炽烈的血潮在心底涌腾着。
适之。陈独秀想到了胡适先生。
对，去找胡适先生。
适之先生，是陈独秀的小老乡，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曾留学于美国，开始是学农学，后又改学哲学和文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多次向《新青年》投稿，大力主张“文学革命”，提出“文学革命”可从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成套话，不讲对仗（文当废骄，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近期，适之先生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在到处演讲他的“文学革命”和他竭力主张的“八事”。听说，他已把他的“八事”观点，成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那何不把它索来，刊登在《新青年》上，让它作个风头，掀卷起一股大的浪朝来呢？
主意已定。
事情就是这样不谋而合。第二天一大早，陈独秀正准备去适之先生那里的时候，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打开门一看，一位白净而微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