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 第11部分

　　此外，彼得一世又从国外学来了一个新方法，即对不从教规者课以罚款。像　

　　对那些不参加早祷、晚祷、弥撒的人，他就是这么处理的。礼仪的划十字问　

　　题，唱赞美诗的次数问题，以前是将坚持旧礼仪者革出教门，彼得一世也改　

　　为课高额税金的方法，这既震慑了人心，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1700年，彼得一世开始筹划教会组织制度的改革。这一年，牧首阿德里　

　　昂去世，牧首职位空缺下来。1709年，彼得一世物色到一位宗教事务方面的　

　　助手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此人原是基辅莫吉良神学院院长，1716年被召　

　　到莫斯科任命为普斯科夫地区主教。彼得一世很器重菲奥芳，视他为执行文　

　　化、护教、传教使命的干才，经常负责起草国家宗教事务方面的文件，宣布　

　　废除牧首制和确立新教会管理体制的《宗教章程》就是出自于他手。1721年，　

　　　《宗教章程》正式公布，分发到全国各地要求立即付诸实施。随后，又相继　

　　发布几项该章程的补充规定和法令，将取消牧首制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改造成　

　　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　

　　　　　　　第一步，设立一个宗教委员会协助牧首管理教会，将牧首的个人独裁变　

　　为在宗教委员会基础上的集体管理。　

　　　　　　　第二步，从1722年开始，在教会之上又设立一个“最高权力主教公会”　

　　的机构，都由一些有影响的都主教和主教组成。起初，这个主教公会设一个　

　　总裁，由神职人员提担任，另由政府委派一个平信徒的官吏，称总检察长，　

　　与公会总裁并立。第一任主教公会总裁斯捷潘·亚沃尔斯基死后，总裁就没　

　　有人再出任过，实际上就自然地取消了，总检察长就成了东正教会的最高主　

　　管，负责执行沙皇处理宗教事务的指令。值得一提的是，总检察长一职几乎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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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由军人担任。　

　　　　　　　再下一步是改造修道院。彼得一世对修道院无好感，他称修道生活是一　

　　种“血液病”。1724年，沙皇发布法令，历数修道院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　

　　这个法令的中心论点是说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既无益处，也无必要。该法令中　

　　的语言看起来都不像教徒的，倒像出自反宗教者之口。例如法令中说，如果　

　　修道士的祷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大家都去祷告好了”；“对上帝　

　　也好，对人类也好，修道士都是无用的，他们是为了逃税、偷懒和吃闲饭才　

　　　　　　　　　　　　　　　　　　①　

　　进修道院的。”这么说来，修道院都应当全部废除了。当然，彼得一世并没　

　　有这么做，他仍然以东正教会最高牧首和教义最高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只是　

　　把一些修道院改成了年迈和退伍军人的养老院。据《宗教史》一书的作者说，　

　　彼得一世如此憎恨修道士，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沙皇认为，修道士们是反对　

　　新政的重要力量，起着各种阴谋集团的联络人的作用。攻击彼得一世为反基　

　　督的言论都是出自这些修道士之口。　

　　　　　　　彼得一世对神甫们的职责做了明确要求，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类似秘　

　　密警察的告密职能。譬如“忏悔”这种生活方式，彼得一世就高度重视，以　

　　为从中可以发现心怀不满者。还在　1708年，沙皇就通过牧首临时代理斯捷　

　　潘·亚沃尔斯基的名义向各教区转发一项通谕，要求听忏悔的神甫要从忏悔　

　　者那儿获取情报，及时发现其中是否有图谋不轨者，并将情报上报。1722年　

　　发布的《宗教章程补充规定》重申了这道通谕，并解释说告密者不必详细说　

　　出反抗沙皇的人的全部情况，只要抓住蛛丝马迹即可。　

　　　　　　　彼得一世还为神甫规定一些世俗生活方面的任务，如负责维持治安和公　

　　共秩序，按警察的指示同市民一道尽到警察的所有其他职能。神甫们还要同　

　　政府官员一道进行人口调查，并要对隐匿被调查人口数字负特殊责任，如果　

　　有神甫在这方面犯有罪过，则罚做苦役或豁鼻孔。　

　　　　　　　为了保持这支穿教袍的警察队伍的忠诚，彼得一世对神职人员进行了认　

　　真的清洗。首先，他把领导农奴起义的斯捷潘·拉辛革出了教门，企图以此　

　　恫吓同情和追随起义的人，并以此为起点，严格按东正教的程序，明确规定　

　　革除教籍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以惩罚那些“图谋不轨、仿佛东正教君主　

　　的地位不符合他们特殊神意的人，在加冕时把圣灵赐于这一伟大称号的过程　

　　无动于衷的人，胆敢以造反和叛逆来反对帝国的人。”①　

　　　　　　　其次，彼得一世从教会中剔除了俄罗斯本土上成长的那些老派成员，认　

　　为他们是古代宗教的护卫者，野蛮的莫斯科古罗斯的余孽，是阻碍他推行新　

　　政的人。他从受西欧基督教影响的神学家中挑选神职人员，其中受教于基辅　

　　莫吉良神学院的人尤其受重视。这个神学院以彼得·莫吉良的名字命名，他　

　　是基辅的都主教。该神学院属于东仪天主教系统，使用拉丁语，而不是希腊　

　　语和斯拉夫语，与波兰的天主教有联系。这些人当中，有的倾向于罗马天主　

　　教，有的倾向于新教，曾行使过代理牧首职的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属前者，　

　　起草　《宗教章程》的菲奥芳·普罗柯波维奇属后者，两者也存在激烈争论。　

　　菲奥芳有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把东正教与新教联为一体，理论上更多的是理　

　　性主义观点。在政治上，菲奥芳坚定地站在沙皇一边激烈地抨击反对现行制　

　　度和彼得一世的人。他的逻辑是，反对当局即反对上帝，很受彼得一世赏识。　

　　彼得一世竭力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宗教界，使之成为全体神甫的行动规范。在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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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院的成员就职时，他们要按规定宣读一份誓词，表明绝对效忠沙皇和皇　

后，作一名忠诚、善良驯服、可靠的“仆人”。这成为一项制度，凡神职人　

员就职都要宣读这样的誓言。彼得一世死后，教会中曾有要重新恢复牧首制，　

更改上述誓词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轻者解除教职、革除教籍，重者流放、　

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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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尼康和彼得一世改革的影响　



　　　　　两次改革之后，沙皇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成了俄国教俗两界的最高统　

治者，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纯粹附庸于沙皇政府的国家　

教会。这一局面对俄罗斯东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方教会受命执行沙皇指派的政治警察任务，各级神职人员，特别是高　

级神职人员，醉心于揣摸沙皇的心态，投其所好，基督徒本身的形象大大弱　

化了。仍然热心于宗教事务的，虽然还有，但影响较大的则多是官方教会之　

外的人士，例如被尊为近代圣徒的吉洪·扎东斯基和塞拉芳。　

　　　　　反国家教会派发生了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彼得一世之后，俄国的教派大　

致有三类：一类是旧礼仪派，又称分裂派；第二类是夹杂东正教和各种古老　

宗教的古怪的混合体；第三类是19世纪以来经各种渠道进入俄国的一些新教　

团体。　

　　　　　旧礼仪派由于对官方教会的态度不同，又分裂为“教堂派”和“反教堂　

派”，在它们周围又逐渐形成无数的小宗派和流派。　

　　　　　教堂派和反教堂派产生的根源，是由谁来为新神职人员授职的问题。按　

基督教的规矩，神职人员要经主教按立方为有效。但是，尼康改革之后，旧　

礼仪派主教或被镇压，或已自然死亡，能为新神职人员按立的旧礼仪派主教　

已经全然不存在了。几乎在整个18世纪，旧礼仪派的代表走遍近东国家，想　

寻找一个不受革新有害影响的教会，有的甚至还准备去日本。曾有人提出过　

用都主教约纳的干尸的手来完成按立作用，又因干尸处于官方教会的管理之　

中，这个方法也未能实行。如此一来，旧礼仪派作为一个教派，几乎是不能　

延续下去了。　

　　　　　出路何在？旧礼仪派陷入困惑之中，相应的又引发出其他一些问题，例　

如：是要有组织的教堂呢，还是不需要？可不可以结婚？如果不允许结婚，　

可否实行非婚同居？要不要按规定的神职身分做祈祷，还是仅限于在内心做　

祷告就够了？要不要同国家教会发生交往？要不要向反基督的国家纳捐上税　

并为沙皇做祈祷。　

　　　　　在这些关系旧礼仪派如何继续生存的问题上，教堂派采取较为温和的立　

场。他们接受从国家教会过来的神父，19世纪中叶还破例从一位希腊主教获　

得自己的主教统绪。教堂派的主要人员成分是农奴制的农民和一部分贵族，　

他们与政府和国家教会联系要多些一，但也未能摆脱受迫害的处境，最后多　

逃亡到顿河和切尔尼戈夫省的边远地区，有的还迁徙到土耳其和波兰。　

　　　　　反教堂派激烈地反对政府和国家教会，坚决不同它们发生关系，这几乎　

使反教堂派自己走上封闭自绝的道路。在反教堂派看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因　

为叛教已经毁掉了教会的神品，所以，他们只举行平信徒施行的礼仪，使用　

经过祝圣与冲淡了的酒和圣油。为了表示与国家和官方教会彻底决裂的决　

心，反教堂派也向荒无人迹的地区移居，想与反基督的俄国隔绝开来，保持　

自己的纯结。对旧礼仪派以外不信教的人，反教堂派完全拒绝与其交际，称　

他们是不洁净的人，比尼康分子还坏。　

　　　　　反教堂派也不是统一的，他们都激烈地反对俄国现存的政治和教会制　

度，但在激烈的程度上仍有差别，于是便又分化出更多的新宗派和流派。所　

有这些名目繁多的教派大多在宗教礼仪上争论不休，如唱还是不唱祷词之　

类。有一称为“巡礼派”的，他们拒绝平淡地生活在基督敌人的世界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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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该在全球各地不停地奔波流浪。除旧礼仪派，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教派参　

加到反国家教会的队伍中来，像17世纪的后半叶产生的“鞭身派”。这个教　

派在18世纪70年代又分裂为“阉割派”和“精神基督派”。精神基督派又　

分为“反宗教仪式派”和“莫罗勘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点之一，是对圣书　

持否定蔑视态度，有些是对　《圣经》重新做解释（这种解释多数没有什么哲　

学或神学的理论根据，只是随心所欲地发挥，附会一些神秘的传说），有的　

则干脆把《圣经》扔进河里。此外，在宗教的圣事活动上，这些派别都弃绝　

了东正教神职人员，取消了教堂的祈祷仪式，停止了对十字架、圣象、圣徒　

干尸等圣物的崇拜，各派内部自己采用一些各不相同的教仪形式。　

　　　　　不过，既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国家教会地位已经制度化，旧礼仪派及形　

形色色的反现存制度的派别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余地，他们经常受到当局的　

追捕，其中特别活跃的分子被镇压，其他的成员则被成批地流放到西伯利亚　

和外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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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8—19世纪伊斯兰教的改革　



　　　　　伊斯兰教诞生1000年后，到了它开始自我反思的时候。　

　　　　　在这1000年中，伊斯兰教曾创造过自己的辉煌。它从最初的口耳相传的　

教义，形成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经典的、包括有阿拉伯语言学、诵经　

学、经注学、教法学在内的神学体系。它吸收了古希腊、印度、波斯的古代　

哲学，创造了自己的经院哲学体系，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一神论的世界第三　

大宗教。它作为阿拉伯半岛古莱氏部落的战斗旗帜，走出麦地那，挺进到叙　

利亚、伊拉克、波斯、中亚地区、印度、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向西征服　

埃及、整个北非地区、小亚细亚、东南欧地区，一直到西班牙，并在这一广　

袤的地区内建立了众多的伊斯兰帝国。它将阿拉伯半岛、中亚、西北非地区　

众多的原始部落都包容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使这些部落通过伊斯兰教走出封　

闭半封闭的原始状态，登上中世纪的世界舞台，就连彪悍的成吉思汗的后裔，　

也有不少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尤其是中亚深山中一支小小的突厥人部落，　

竟也借助于伊斯兰教而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极盛时期　

的伊斯兰教土耳其帝国，曾使基督教的欧洲为之战慄。伊斯兰世界为人类文　

明史，特别是中世纪的文明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保存了古希腊的　

优秀文化遗产，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准备了思想材料。它在数学、医学、天文　

学、哲学上的成就名垂史册。伊斯兰教成为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共同语言，　

在那里，人们的一切要求和愿望只有通过伊斯兰教的概念来表达，才能成为　

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直到今天，伊斯兰教仍是伊斯兰世界一切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问题的集中表现。　

　　　　　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舞台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伊斯兰世　

界遇到它以前未曾遇到过的麻烦。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的总态势是进攻、　

进攻、再进攻，征服、占领、巩固统治，是伊斯兰前1000年的主题。其间，　

虽然也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矛盾，但似无关大局，处在蓬勃旺盛的生长趋　

势下，大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