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认的希腊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所作贡献都不如雅典，战争后期，实际上不再参战，不久又因国内农奴的起义而大为削弱。拉凯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权国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业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腊”），它本身在希腊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须依靠斯巴达拉凯戴孟同盟，它对拉凯戴孟同盟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此时它在“东方希腊”有意识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对于雅典霸权并不采取敌视政策。这样，从一切方面看来，由雅典为领导力量，通过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来实现希腊民族的统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腊，世世代代的历史家，鉴于雅典民主的进步性，鉴于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都对雅典未能完戌这个历史任务而深表惋惜，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事实上雅典确实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后雅典对波斯，对斯巴达政策的错误，大略经过，我们在次节内马上就要予以介绍。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统一的原则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还不妨大胆推测，当时的任何政治家，不论他的指导政策如何正确，也没有力量足以克服这个矛盾。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至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它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轭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内对盟邦采取的态度，有的历史家称之为“上邦政策”（塞尔格耶夫），即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把它自己的公民培养成为“上马杀敌，下马议事与审判”的群众政治家，时间愈久，盟国愈感到屈辱，无法忍受。一旦有事，它们势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来反对雅典，这样看来，有自治城邦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设想，通过统一运动把提洛同盟组成一个联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权慷慨地赋予一切盟国的公民，使同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我们记得，雅典本身就是通过统一运动，把10多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我们还知道，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同盟，是8个城邦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权，又另外创设一种同盟的公民权，各城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权，而同盟的执行机构是各城邦平权选举出来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这种显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雅典胜利的顶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又对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盟邦是雅典人把他们从波斯轭下“解放”出来的，雅典公民势必自视为理当获得特殊权利的解放者，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违背这种群众情绪，所以平权同盟也好，通过把雅典公民权给予一切盟邦的这种统一运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好，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个短暂时期的形势。那么，也许以后这种感情会平淡下去，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应该是可能的了？
答复还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从帝国所得的特权日益成为既得权利，时间愈久，变更愈难。另一方面，彼奥提亚同盟也好，雅典的统一运动也好，都限于十分狭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们都没有超出城邦原则所允许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广大，加盟城邦如此众多，在古代交通条件要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实现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是难于想象的。这里，城邦的另一个原则：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作用。贝尔克尔说：
“5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它的伸展得很远的帝国曾经包括爱琴海上所有的岛屿海滨。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够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赋予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
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复了雅典帝国。要细心地捉摸，才能设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意义上的宗教）又是亚历山大在希腊中的帝国的基础。”（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 卷第XVI 章，Great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oryin the Fourth Centry，by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希波战后城邦雅奥经济及社台状况的演变
希波战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萨拉米海战和布拉的战役前夕，波斯军占领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妇孺两度登船避难他乡的时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属总计，史家估计为16—17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在外——这时候，外邦人和奴隶的人口为数是不多的。战争时期，雅典公民全数在军中服役，社会地位最低的贫民阶层在舰船上当桨手，其他各等级的公民在重装步兵中和舰上战斗部队中，确实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战役以后，雅典人在战胜强敌后热情奋发地重建家园，所需物质资源，可以依赖盟国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贡款可资利用，恢复大概十分迅速。我们知道，就在建家园过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还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庇里犹斯海港的筑港和设防工程，海港周围筑城长达10公里。这样雅典就有了巩固的海军基地，也有了比从前规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长城把雅典和庇里犹斯海港连接起来了，从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吸引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有的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有的来自“蛮邦”。国家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卖，“从奇蒙出征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时候起，出身异邦人的大量奴隶便涌入了希腊市场”（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奴隶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家估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阶层人口大体上和希波战争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万人左右，奴隶则在8—12万人之间。公民阶层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的关税，按货物价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劳里翁银矿，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亚海滨爱昂（Eion，此城直属雅典，不是独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犹斯山金矿，两矿都给国库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笔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同，实征数约达410塔兰同。每阿提卡塔兰同合26。2公斤，460塔兰同合386000英两（盎斯）的银子（每一英两银子，合阿提卡货币7个德拉克玛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体过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国间的讼案在雅典审理要交纳讼费，以及其他国有财产的收入，都使国库收入膨胀起来。这笔收入如何使用，现在对雅典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状况都要发生重大作用了。
“战士共和国”
这笔国库收入，首先用在维持在役的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上面。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做适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分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帮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