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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曰凌云巾”＇34＇。至于上文涉及的瓦笼马宗帽，又称瓦楞帽或瓦楞马宗帽，以马牛尾编结而成，范濂也记载了它在松江地区的流变：“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23＇而万历中叶浙江海宁县的瓦楞帽仅“所值一二钱，虽丐者亦用”＇43＇，逐渐走向普及化。
在这股追逐时髦的潮流中，有三种文化事象值得大书特写：一曰地域中心。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44＇；“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45＇，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的说法。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曰名人效应。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风流雅致的士大夫，知识渊博，见闻淹洽，而且拥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较考究，往往想方设法追求较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号眉公）惯于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所制戴的头巾被当时人称为“眉公巾”＇46＇。著名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装式样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别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这种衣服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因为他是名人，人们非但不以为怪，反争起模仿，“一月而变国俗”，致使“布价骤高”＇47＇。这种对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后期的服饰不断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妇女优势。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凑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竟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48＇，“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7＇。这种风气的感染性极强，从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9＇。南京妇女服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装程式也很难墨守陈规，时间稍长就被淘汰，万历初年犹十余年一变，万历中叶就缩短为两三年一变，“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51＇。
至于松江妇女服饰的变迁则更为复杂，范濂记载说：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员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年少者用头木匝，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员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员，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马宗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马宗网巾，此又梳装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3＇
其形色之诡异，名目之繁多，变换之迅速，并不亚于现代商品社会，明朝中后期服饰之追逐时髦的风尚于此可见。
松江妇女服饰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男女服饰漫无区别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有的地方则出现了男人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42＇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2＇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53＇。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人们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甚至连偏远的四川洪雅县也是“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得同”＇53＇，虽然怪诞离奇，却被奉为时尚。浙江湖州一带，“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标新立异，独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虽遁身空门，却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55＇，受世俗的影响亦自不浅，恰好应验了当时人的感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42＇
由于社会风气普遍讲究穿着，一些经济实力并不富裕的市民也趋之若鹜，竟尚虚荣。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7＇。甚至连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赶一番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马宗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23＇在这种风尚导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受到别人的轻贱蔑视：“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21＇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迅速转换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动积极地投入时代潮流之中。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性
审美情趣是人类精神风貌的体现。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艺手段，而总是寄寓着一定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服饰从商周时代起就显露出色彩有所象征、图纹有所寓意的民族风格。隋唐以前的服饰图案主要是模拟自然景物，最常见的纹饰有云朵、花鸟、几何纹、缠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含蓄的审美情趣。
这种恬淡、宁静如同田园诗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后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明朝中后期服饰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
这个时期的服饰图案在色彩上讲究鲜艳浓郁，构图方式则趋于豪华繁缛，将若干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寓意丰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世人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的心态。
例如将芙蓉、桂花和万年青画在一起，称为“富贵万年”；将蝙蝠和云朵画在一起，称为“福从天降”；将鹭鸶和芙蓉画在一起，称为“一路荣华”；将骏马、蜜蜂和猿猴画在一起，称为“马上封侯”；花瓶里画三支长戟，叫做“连升三级”；金鱼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满堂”；莲花配上鲤鱼，叫做“连年有余”；麦穗、蜜蜂和花灯凑在一起，名曰“五谷丰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图案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名字优美，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冀，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即使目不识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当地抒发了他们的寄托和情感＇56＇。
四、服装生产的商品性
16世纪的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促使社会生产各部门更加商品化。仅就服饰生产来说，从原料的种植到丝棉的纺织，以及成品的供销诸环节，都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57＇。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松江的小农以织布为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数以万计，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浙江嘉善县居民“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地纺绩棉纱，“日可得纱四五两”，涓涓细流也汇成巨大数额，故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58＇之谣。但当地的棉花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山东、河南的农田则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时谓“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尽归商贩”＇59＇，说明其产品全部投入了市场，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铅山市场上出售的服装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丝、绫缎，湖广的罗田布，嘉兴的西塘布，以及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布、棉带褐子布、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等等，琳琅满目，“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60＇。创作于嘉靖末万历初的《皇都积胜图》，画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仅有布匹、绸缎、皮毛等服装原材料，而且还有衣裳、冠巾、靴袜等成品在鳞次栉比的货摊上出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署名“实父仇英制”的《南都繁会图卷》，也反映了明朝后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制作或出售。＇61＇
尽管棉布取代丝织品成为了最主要的服装用料，但丝绸仍不失为上流社会和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商品。湖州的生丝、潞安的绸、杭州的缎、成都的蜀锦，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尤其是苏州及其附近的村镇居民，“尽逐丝绸之利”，清贫者自力更生，富裕者雇佣人手，全家从事商品生产，绫罗绸缎“转贸四方”，成为全国丝绸业中心。时谓“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内阁首辅徐阶（1499－1574）虽贵为宰相，也“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62＇。甚至连徐霞客（1587－1641）这样的家庭，在父亲死后，母亲王孺人撑持家业，亦是“好率婢子鸣机杼”，“凌晨起，取纺车置蓬下，豆实垂垂，机声轧轧，数十年如一日也”。所织产品并非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是投入市场进行交换，“持向吴门货吴侬，拟赛齐纨卑蜀木童”＇63＇。这是当世服装生产商品化的一个缩影。
服装行业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松江在“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署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23＇。这些以做袜为生的“合郡男妇”，表面上还维持着生产的独立性，实际上已成为在包买主控制下从暑袜店“给筹取值”的雇佣工人；而暑袜店商人不仅割断了小手工业者与原料市场的联系，而且也割断了他们与成品市场的联系，直接支配生产，变成了包买主，商业资本转化成了产业资本，这正是列宁所论述的“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②。
当时苏州市场上还出现了服装行业劳动力的买卖情况：“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