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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布置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张主席说得很明确∶“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後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说，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再开始行动。
因此，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虽说方式不当，但明确指出是“长沙如失陷”时行动；张治中是说在往北７０余公里外的汩罗江防线被攻破、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时再行动。然而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法制观念一向十分淡薄，具体执行者根本没有认真理解蒋、张指示的具体时间要求。
酆悌之死，也另有一说。
上海大屠杀时，周恩来被酆悌部下所捕。然而酆悌及部下几位团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周恩来任过他们的老师。酆悌前去看望之时，发觉部下几位团长面有惊慌，但他仍然装作不知。同意由他们解押，以至放走周恩来。此事後来被戴笠密报蒋介石，因而蒋介石不再信任酆悌，由侍从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
而周恩来在长沙大火後，受国府所命，调查长沙大火真像。周恩来在报告中极力为酆悌开脱，并将原稿交张治中叁酌。结果，周恩来开脱之为，适得其反，反促使蒋介石决心杀掉酆悌。而徐昆；文重孚则是冤枉为酆悌陪斩。
第二十一集《烽烟再起》
第二十二集《长沙会战》
第二十三集《在北风中出击》
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
昆仑关战役
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锁线》
第二十五集《火拼大江中游》
枣宜会战。国军37个师，日军3个师团、2个支队，约10万人。军事委员会指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国军以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包围枣阳之敌。5月30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张自忠的部队。5月8日在新街接敌，9日北进峪山，11日圆部倾力围攻，连战五昼夜，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为国捐躯。74师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第3师团还是13师团？）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陆，对张自忠将军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
在《血铸中华》中关于这一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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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配战车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阵地攻击。守军利用地形与敌激战。至8日，日军先后攻占长寿店、田家集、丰乐、张家集、新野。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敌之侧背猛击，第四十一军也堵击日军北进。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之一部击退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池峰城第三十军各一部，攻陷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县城，并向枣阳进发。第三十一、第二集团军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分路向日军侧击、尾追，8日收复唐河，9日收复新野。在随县方面，敌第三十九、第六师团之一旅待两翼包围完成，于5月4日开始向第十一集团军阵地攻击，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团军主力转移至枣阳附近。这时，唐县正面之敌大举进攻，并以战车由两翼包围。此时枣襄公路被切断，中国军队从枣阳突出包围圈，留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持久抗敌，掩护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进。至8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并冲入枣阳，与第一七三师激战。该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师长钟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县境壮烈殉国，而主力部队却安全撤出日军大包围圈转入外线。5月10日，各路日军会师唐白河畔。此时外翼部队反将日军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第五战区也转入攻势，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与第九十二师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并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的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服枣阳。此役毙伤敌2。5万人以上，缴获炮60余门，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汽车400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其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自忠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伤亡殆尽，张亦重伤阵亡。17日，日军再占枣阳。第五战区部队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日军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的防务，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河，6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中国军队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国民党军节节西退，溃不成军，14日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然而始终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区对武汉的威胁。是役历时近两月，大小战斗500余次。中国军队在会战中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庆精神》
片中语：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片中语：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回应：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本片将＇重庆精神＇解释成一种气节，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决胜的因子。
不屈不挠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庆蒋先生领导的国府是否真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种精神呢？
战后从日本揭露出来的“桐工作计划”（1939年11月）、“钱工作计划”（1940年11月）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这两个计划都是在汪精卫刚投敌后发生的。同时也证实了当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降日的担心，并非无根无蒂、空穴来风。
对应的中共也宣传“延安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下面是中共宣传部门的说法：
延安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培育起来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风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其最鲜明的特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贯穿于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怀祖国，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洁奉公，不为个人、家庭、亲友或狭隘集团谋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写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鲜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毛泽东书信选集》，１１４页）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物质生活可谓菲薄。然而，有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不少还是富家子弟，从豪华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延安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资源开发》
片中语：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
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徴实＇办法。同时对有余粮的人，施行＇给价徵购＇
不知为什么，本片没有谈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其实日本人对这个经济“统制”政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它使得军心不散，维持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我也注意到，国府就像一名蹩脚的武士，在挥舞“屠龙刀”杀敌的同时，也将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
我就来谈一谈，田赋征实。
何谓田赋征实？田赋（国家农业税）原来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1940年，国府不愿收自己发行的法币，改以征收农产品（实物）。
为何不收法币？原来法币贬值太快。以1937年法币l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时约等于战前币值6角，1939年底的仅值战前币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时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荣回忆到：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钱，这笔钱我都还了。不过还时已经一文不值了。那么，不值到什么程度？假设：1937年1万法币可供3名大学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饭了。
经济“统制”、田赋征实其本意为防止物价飞涨，稳定供给。在抗战时期，确实保障了军队、政府官吏的供给，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凡粮价上涨，势必刺激工薪上涨的压力，工薪上涨就会带动物价普遍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然而国府并非用田赋征实平抑物价，反而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1941年，每一元农业税换征2石稻谷，1942年变为每元征收4石稻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的一首歌谣中就有：“市谷一石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二千”的歌词。
1941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于征实之外，另行办理定价让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给付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及储蓄券于秋收后随同田赋征实，一次征收。各省县级公粮，过去由县自摊派者．亦规定限度，随赋带征”。据粮食部的报告所说，是“近于摊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谓“三七搭成”，即付给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换句话说，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不能作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
一方面，超低价征收，另一方面，剥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如此一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可想而知。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国民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其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夺走的不仅是农民全部的剩余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持他们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赋较重的四川，每亩收获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夺走的农产品占每亩产量的52．79％；云南被拿走的农产品也占到每亩的48％。通过三征，农村的粮食基本上被搜括殆尽。如此一来，虽然军粮、公教人员等非农业人口的用粮得到了保证，但劳动农民却要遭受忍饥挨饿的痛苦，绝大多数劳动农民只能以杂粮、野菜和草根树皮为生，饿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片中说，征收是对家有余粮的殷实户所实行。果真如此吗？当时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赋征实为借口，大肆向农民加租加押。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说：“耕地租凭契约订定缴纳实物或改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有“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公开鼓动地主阶级把钱租改为物租，并把赋税的负担转嫁于从事实际生产的农民。（《中国近代经济史》P501）
不合理的田赋征实和征购额度，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同时由于余粮不足，大量青壮年离开土地投军（有粮吃），使得农业生产人口大幅减少。吃粮的人增加，种粮的人减少，势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实和征购额度。
为什么我说：国府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呢？国府以低价强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