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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很受用，没有说话。
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2队从大兴岛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只想着我把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喜子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他今天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赵温也腾的站了出来，指着喜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场面乱了起来，人们赶紧把我们拉开，把我推走，一直推到餐厅的外面，拉到宾馆的房间里。很快，局长跟了过来，很客气地一个劲儿劝解着，不住地责怪喜子又是喝多了。
晚宴不欢而散。
那一晚，正是立秋，夜风吹来，有些萧瑟，下弦月久久没有升上来，也没有见一颗星星，夜空一直很暗。李龙云、老朱和佩莉，分别过来好心地劝我，我的心里始终难以平静，最后的晚餐是这样的收场，不知道是我的做法多此一举，还是命定的在劫难逃？
过了一会儿，孙英来了，因为宾馆里的热水器出了毛病，她来带大家出去找个浴池洗澡。我本不想去的，她热情相邀，让我不忍驳了她的面子，我知道她的好心。
我一直想和孙英聊聊，但失去了机会，明天就要走了。同为知青，我一直都非常的敬重她，从1968年到1976年，北大荒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全国各地知青54万人，建三江有4万人，其中北京上海的知青各有1万人左右。如今，知青大都返城，云散星去，留在建三江的北京知青只有几十人，上海知青大约有100人。孙英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的100人之一，这也就是我一直非常想和她聊聊的原因。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够选择她这样的一条路的。尤其是绝大多数知青离开了这里，而她还在坚守着，这会像是面对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大厦如今却是一片瓦砾一样，内心的滋味该是非常复杂的。
她是上海人，曾经是我们知青的典型。我们在建三江的时候，她是以苦干出名的，成为了建设边疆的典型；后来，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青年，成为了扎根边疆的典型；粉碎四人帮，她成了被清查对象，又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命运浮沉，生命跌宕，她依然故我，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北大荒，比起我们这些飞来飞去的人来说，她是真正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北大荒的人。
1982年，我来建三江的时候，她是建三江管局党委的副书记，那次，是她接待的我。现在，她是建三江管局的工会主席，还是她来负责接待我们。大概她自己就是知青吧，所以凡是来知青的话，都是她的活儿。她也非常高兴知青回来，她本来就是个热情的人，也是认真而执著的人。她的孩子已经回到了上海工作，去年结婚，她希望孩子能够到北大荒来，来一个旅行婚礼，孩子真的来了。她陪孩子在建三江转了一圈，她并不想让孩子认同自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系统，她只是想让孩子看看伴随着他的母亲从青春走到现在的这块土地，感受一下他的母亲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人的青春在那里，一个人的爱情在那里，一个人的家在那里，一个人的事业在那里，那里就是她或他的故乡，就是她或他灵魂的归宿。年轻的时候，灵魂中充满风暴，现在，风暴平息了，一切化绚烂归于平淡，灵魂安详，和北大荒的这片田野一样，平畴万里，一片宁静。
走出宾馆不远，路灯就没有了，通往浴池的夜路很黑，也很静，静得仿佛是远离尘嚣超尘拔俗的世外桃源一般。一路上，我以为孙英会对我说起晚宴上的事情，然后劝劝我。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我很欣慰她什么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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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最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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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池非常的简陋破旧，水管和莲花喷头都生了锈，狭窄的房间里反着浓重的潮气。这是她特意带我们来的地方。洗完澡，走出来，我看见她在外面等着我们。她对我说：每天下班，我都是在这里洗完澡再回家。不知为什么，我禁不住回头又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在昏暗灯光下的浴池，她的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怎么也忘不了。
回到宾馆，我还在想她刚才说的这句话，从青春一路走来，我们都老了，所有的经历，都从来没有让我们落空一样，让我们把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按理说，她也是建三江的父母官了，以前当过副书记，现在也是工会主席，在建三江这块地盘，谁都认识她，即使她不到现在已经很时髦的桑那或洗浴中心去洗澡，起码也可以到一个比这个实在是简陋破旧的浴池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洗澡。但是，她每天都只到这里洗澡，然后和附近住在这里的人们一样，湿漉漉的从浴池里出来，轻轻松松地回家。她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人的角色和心态。她希望自己永远和脚下的北大荒的泥土一样质朴。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她这样的。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是相反，貌合神离与他们离得很远，还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两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躺在床上，北大荒的这最后一夜，让我的脑子里一下纷乱如云，荆棘塞满心里一样非常的难受，久久没有睡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认为，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老孙老邢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的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来吗？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们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我们为他们、为大兴岛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喜子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的是些什么了吗？
夜色铺天盖地地压来。后半夜，起风了。来自遥远地平线的风，长途跋涉的旅人一样拍打着我的窗户，不知是在问候我，还是在询问我，或者是在质疑我。
第二天清早，天好得出奇，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风如清水一样的凉爽而清新。这是北大荒的风，我知道，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京，会有许多东西扑面而来，但不会再有这样的风了。许多乡亲们早早的就来了。杨老师也来了，他老了许多，走路已经大不如1982年我见到他的样子了。算一算，杨老师也是快80岁的人了，他一个劲地说他不知道我们来，才刚刚知道的。想起那年春节过后大年初二在动物园门口的约会，简直恍然如梦，仿佛天宝往事一样的遥远。但是，看到杨老师，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许多的不愉快，让最后杨老师的出现给稀释了许多。像是一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一样，杨老师的出场，让我提气，让我坚信此次重返北大荒没有白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大荒最柔软最脆弱却也是最富有韧性的那一部分。像是电影里最后响起的主题曲，让分别的（禁止）有了动人的旋律。
赵温也来了，还是那样，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等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此时，房间里，大厅里，宾馆的外面，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分别的气氛，虽然有些悲伤，但那种浓浓的情意，却还是冲淡了昨晚板结的气氛。阳光分外的好，暖洋洋的，带有北大荒的气息和温度，微风能把远处田野里成熟的麦香一阵阵吹来。重返北大荒短短的日子，像打包在一起似的，浓缩在这分别的时刻，温暖，难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新一轮的记忆里了。就像煤层一样，一层层重叠着，新的记忆压迫着老的记忆、沉淀着老的记忆，会让一些记忆成为了化石，也会使得一些记忆变形，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我们自己还在顽固地以为是经久不变的，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的怀里。在岁月的嬗变中，煤层的坍塌或自燃等多种因素，也会使得有些记忆被无情的流失和遗忘，再也无法找到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和依赖记忆，就像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老照片和回忆录一样，失真可能会多于保鲜。有时候的记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是一种自我的想像，或是主观的一种排列组合，离着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很遥远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件事，记忆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会大相径庭。虽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曾经断定：“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适应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但是，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哈布瓦赫说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框架”，要不就是指的另一回事，要不就是不存在的，而他所说的：“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在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抛弃哈布瓦赫所说的“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是观念，而是事实，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我们的回忆，只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回忆，其实是那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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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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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面对着这么多送行的老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次重返北大荒，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收获？我再一次地回答自己：是值得的，你应该来，你没有白来。你得到的够多了，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你来这里，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而是应该审视和反思，你已经到了该重新审视北大荒和自己的时候了，这样的时候，命运留给你的机会不会太多，甚至不会再有了。重返北大荒，也快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项目，被聪明的商人正在悄悄地开发，夕阳红豪华旅游团、知青专列，正在酝酿，甚至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也许如老年模特队或街头秧歌舞一样，会成为一种时髦。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温柔地欺骗着我们自己；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为我们点燃起一堆枯枝，从中蹿出我们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自己的最后的岁月。
大家都上车了，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还在说话，还在挥手，还在流泪。那情景，让我想起那天在2队的分别。也让我涌起一种这样的感觉：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
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
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
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去富锦的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像，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车到了粮油加工厂的宿舍前面停了下来，就在大路的边上。我和秋子下了车，跟着赵温大步流星地往前走。1982年，我来找赵温的时候，来过这里，但我认不出了，不是周围的变化大，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力在衰退。我问赵温：还是原来的老地方吗？他头也没有回，说：是。他走得很快。我知道，他是怕一车人等。那么大的年纪了，他的腿脚还真不错，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家，很结实的一个大门，很干净的一处房子。他推开门，他的老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已经闻声迎了出来。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话，跟着赵温走进屋里，两大包（就像我们当年装一百多斤麦子或豆子的麻袋入囤那样大的袋子），一包香瓜，一包玉米，早早准备好放在那里，半个人似的蹲在那里，像是等候信号枪响就要起跑的运动员。赵温拎起一包就往外走，像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