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gemin”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gemin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gemin”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gemin”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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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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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秋子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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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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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oncem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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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烟像活了似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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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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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入怀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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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将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得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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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铁匠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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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怀念铁匠老孙》。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又鸟）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gemin”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gemin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