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也许他觉得刘炜和我会把太多传球给对方，对对方的信任超过其他队友。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我们，你要是看我们打球，也不会看到那样的证据。
当正式比赛开始，我们俩都首发上场。我们拿到了亚洲青年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所以说，教练的那种做法并没什么影响的。就像我说的，我喜欢那个教练，只是不赞成他的这种想法，我总是忘不了这一幕。
马连保教练曾教给我的一课，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篮球智力高于你的篮球能力，”他说道，“篮球智力高，你能发现投篮或传球的机会。即使你的能力不够，不能够传好这个球、投好这个篮，你仍然可以努力去改进。但如果你有这种能力，没这种智力的话，你也不能传好球、投好篮。这样，你的能力就等于零。”我一直很努力地打球，因为我感到有责任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样今后就能在国家队里为中国赢得荣誉。直到学会如何传球，如何与队友全力配合后，我才真正享受到了篮球的乐趣。
第一部分初访美国（5）
这种变化，并不是通过别人示范或告诉我才取得的。只因为大鲨鱼队开始派不同的队员与我上场，我必须利用好他们。
我刚进大鲨鱼队打比赛时，对方总是走马灯地的更换中锋，这样他们就总有精力充沛的队员来防守我。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前一个赛季，大鲨鱼招了两名很棒的美国球员。一名是投篮防守麦克尔·琼斯，他速度不快，但在17英尺距离投篮很准，在无人防守时投篮从未失
误。另一名是大前锋蒙特利尔·道宾斯，他擅长篮板球，身体强壮，但投篮很糟，罚球和跳投都进不了，只在3英尺或者更近的地方能进。他只有2米02左右，但CBA水平与NBA是有差距的。那时中国球员里真正强壮的不多。只有巴特尔和王治郅很强壮。当我们对抗北京鸭队时，道宾斯防守巴特尔，把他挡出罚球圈———他就有那么强壮。防守上，道宾斯也很善于闪避。
我在罚球弧的周围，道宾斯在底线，这样的组合是很好。当道宾斯站好点，我就传球给他，他那么强壮，能逼近篮筐。我将对方的中锋引出，把球传给离篮下只有2英尺的道宾斯，这样对手就很难把我拖得筋疲力尽了。
这样的配合听起来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新东西。从前，我只会试图自己得分。2000年奥运会之后，队里来了两个更好的美国球员替代琼斯和道宾斯。他们是乔治·阿克尔斯，他1991年在第二轮中被迈阿密热浪选中；还有达蒙·斯特林格，他曾在俄亥俄和克里夫兰打球。达蒙大学毕业不过一两年，非常非常快，打球像厄尔·伯金斯———控球后卫的身材，但其实是打得分后卫。达蒙身材不像伯金斯那样小，但很快，而且能投篮。（第一次跟伯金斯打球时，看到他只有1米65，我还以为是哪个球迷冲下看台抢我的球呢）。控球后卫比得分后卫高出5英寸的球队并不太多，但那个赛季我们队就是———达蒙是得分后卫，刘炜是控球后卫。
加入大鲨鱼时，阿克尔斯年龄已大，我记得是34岁。他投篮不太好，但可以抢篮板，阻挡对方投篮，用钩射投篮得分。那年我们还有一个三分球命中率53％的球员，名叫单卫国，“卫国”———保卫国家，但他的防御却不好，一点也不行。每次他防御的时候，我都要准备好上前帮他截住对手。
CBA只允许每个球队用2名外援，他们通常是球队最好的球员，但与中国球员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我打球的这些年里，大鲨鱼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包括美国球员。美国球员到中国来打球的一个原因是，在美国或欧洲打，他们水平不够。尽管如此，最早和我同场打球的那几个球员仍要表现得好像他们是最棒的。他们想当明星，或自认为应该是明星。
在打法上出现争执，他们会说，“你们都错了，我才是对的。”我们第一个外援来自立陶宛，第二个来自俄罗斯，第三个来自美国。我不想说出这位美国外援的名字，他是个后卫，加入我们球队之前在香港联赛打球。他投篮很准，但就是不传球。他与俄罗斯球员同时在队里。李教练叫那个美国球员带球，然后外传给队友投篮，但他从不肯这么干，他总是试图自己得分。那年，媒体许多记者常来采访我，他会凑上前来跟他们谈论我或代我说话。他在我们队呆得时间不长。
在CBA的头两年，我不是很强，所以我们队至少用一个大个子的外国中锋在篮下帮我。他们协助防守，我就在三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进攻，等着拿球得分。即使这样，我还得很卖力地打，弄得非常疲劳。但到了1999…2000赛季，我变得足够强，球队可以引进美国突破手和投球手，因为我能够在罚球区两侧活动了。看上去我防守的任务更重了，其实不然。对方好的中锋不多，防守还更容易了，因为我不必在整个比赛中，都在篮框两侧守住位置。若我没有得分，我不必担心———我知道我队友能。
2000…2001赛季我真正开始享受篮球。如果对手没能及时对我实施双人盯防，我就很容易得分。如果他们双人盯防我，我知道只要把球传给队友，他们就能得分。那个赛季以前，我们还只是CBA一支较好的队而已，并没有机会赢得冠军。但那年我们成为除八一火箭队之外最好的球队，八一也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我觉得放松多了，只需要集中对付一支队就能实现夺冠目标。王非（前任国家队教练）：第一次看姚明打球是他在CBA第一年。他已经超过7英尺（2米13）了，但很瘦。很突出的一点是姚明对篮球的激情，打球很卖力。虽然他很瘦，技巧也不够，对篮球的理解也有限，但他的态度使他同中国许多年轻球员不同。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失去控制或让其他队员尴尬的那种，而是在队友打出好球时会告诉他们。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中国就不同寻常了。我一直想让球员那样，但很难找到那样的中国球手。
那不是他们的本性，这是一个文化背景问题。中国球员非常内向，几乎是被动的。我希望其他中国球员像姚明这样。这是他的个性，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他试图做出来的，他本来就那样。
1998年我挑他进国家队，巴特尔和王治郅已经在国家队了。姚明很崇拜他们，像对偶像和大哥哥那样。从技术和身体条件上，那时姚明跟他们俩人还无法相提并论。我带他时间很短。姚明成为优秀球员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是说一夜之间阳光忽然照耀到他头上。在1998年，他还只是一张白纸，尤其不会篮下技术，步伐也不好。但他每年都在提高。
第一部分初访美国（6）
我仍希望去大学受教育，但我认为在CBA打球比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更能为NBA作准备。第一次见到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我在NCAA打过球，会比现在好多少？”他说我作为球员不会更好，只是在球场外会更自在，因为我会更适应美国的生活。
如果我打过NCAA，我会更加呆板、更加容易被人猜透，因为大学里的中锋只打内线，并
在篮下活动。也许我就不会有15英尺的跳投，面对篮框不会传球。在CBA我学会了所有东西，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必须阻挡对手投篮，然后得分，再后来，当大家开始双人盯防我的时候，我学会了怎样利用队友。为了使大鲨鱼赢得冠军，我得发展所有的技能。
现在我知道CBA水平低于NCAA。我也清楚CBA前几轮的季后赛没什么挑战性，而且开始的一年，CBA冠军赛阶段也只有2场球。若两队各赢1次，2场得分总分多的队获得冠军。第二年三场取胜，第四年则是五场胜。我打的决赛都是五场取胜的。
为赢得冠军，无论是什么联赛，压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在美国大学打篮球，我会在威斯康星球队，不知道会不会每年都有打总决赛的机会。在CBA，我们连续3年和八一火箭队打锦标赛阶段。这种经历非常宝贵。我在火箭队的队友斯蒂夫·弗朗西斯两次打到低年级大学联赛锦标赛阶段，还带领马里兰打到NCAA的1。4决赛。但他从来没在冠军总决赛中上场或投篮，也没打过职业联赛的季后赛。在大学队里没有打总决赛的经验并不是斯蒂夫的错，我若在他的位置可能也同样没有机会。有许多东西是中国篮球所不具备、不能提供的，但它给予了我那些可能无法在其它地方得到的宝贵经验。
第一部分选秀前的测试（1）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那年夏天，我随国家队到达拉斯训练，备战亚洲锦标赛。我记得一个美国记者问我：“为
什么今年你不来美国呢？你可能被第一轮选中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整个夏天我都在问自己。但那时，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开玩笑说，“那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意味着明年我会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相信我也可以像王治郅那样，在无人赞同的情况下参加2001年选秀，但我不想以那样的方式去NBA或离开中国。我还觉得在第一轮选秀中排名前列很重要，我的目标是排名第一。
那时我必须自己作决定，我不知道哪个队会选中我，排几号，得第一的希望看来不是很大。
在选秀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大多数球员都有球队告诉他们，“你参加选秀的话，我们会选你。”要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谁来当我的代理、CBA和大鲨鱼会不会放我（当时谁都没表示同意），本来我是可以去的。我会像王治郅那样，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也相信，再等一年也不会失掉入选的机会。记得章明基对我和妈妈说：“在美国，大家已经听说你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我，他心里也没数，但他说如果我不参加下次选秀，大鲨鱼将意味着难以应付无数球迷的诘问。所以我们决定利用那一年时间跟球队和CBA谈，让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我去NBA的时候到了。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相信姚明去NBA的那一年时机是对的，无论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上他已经成熟。我知道他2001年没能去很沮丧，但他从2001到2002年有长足进步，看他那个CBA赛季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到他比上赛季进步很大。不能说他没有长进，浪费了一年。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鼓动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跟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跟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有常青公司的人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很多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的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跟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一直坐在那儿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我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缴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