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对高岗公然地把党分裂开很气愤。他深深地知道，张国焘曾经分裂党造成极坏的后果。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害得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指战员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吃尽苦头。许多优秀的战士或饿死，或病死，或累死，或被国民党军队杀害，教训是何等的惨重！分裂党好比将一个好人分掉四肢，这还能成完人吗？
王树声明确反对高岗这种“两党论”、“军党论”的错误观点。
1954 年2 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 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接着，全党进行了揭发批判。
1955 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胜利结束了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
1955 年9 月27 日，王树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了。这一天，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们一道，接受了国家的授衔。王树声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一级勋章。
周恩来同志亲手将勋章戴在王树声那墨蓝色将军礼服上。
王树声真是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他想起了拿着土铳、鸟枪、大刀、长矛的黄麻起义；他想起了攻打新集时的坑道爆破；他想起了商潢战役中对汤恩伯所部的歼灭性打击；他想起了刘湘“六路围攻”的被粉碎，也想起了强渡嘉陵江；他想起了过雪山草地的艰苦，更想起了指挥西路军的悲壮；他想起了神话般的“飞兵”渡黄河，也想起中原突围受困鄂西北：他想起随刘邓再进中原，也想起剿残匪收兵回武汉。。
这金光闪闪的军功章是王树声出生入死建立丰功伟业的见证，也是给他的一个最崇高的荣誉。
1953 年9 月，《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宣传口号，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井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并举的路线。
接着，全国开展了努力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
王树声看到他的部下一个个调走投入生产第一线，心里确实羡慕得很。
作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抓部队的建设，又要对地方武装进行指导。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更希望能直接投入生产前线，作一个冲锋的尖兵。
正当王树声幻想着、希冀着的时候，总军械部一位副部长，也是王树声早年的老部下，专程从北京来到武汉。
战友相见，分外亲热。
王树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趟武汉之行是不是给我报喜来了？”
“还真让你给猜中了，我这回是来喝你的喜酒的。”
王树声说：“别卖关子了，否则喜酒是喝不成的。”
总军械部副部长说：“彭老总亲自点将，要调你去中央担任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了！”
王树声惊喜交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真得感谢彭老总的关心。这工作既是后勤，又是科技，太合我心意了。”
是啊，自闹革命起，王树声对枪炮这些玩意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做梦都在钻研枪炮的结构。王树声把玩着驳壳枪，不由得想：这东西太神奇，虽然不大，但打出的子弹的速度却是飞快。开始闹革命，枪支非常缺，这些东西是命根子哟！怎么办？王树声和一些能工巧匠反复琢磨，自己来制造。他们造了一些外形酷似驳壳枪，但却只能打一发子弹的“撇把子。”虽是这样，比没有枪强，比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强。如果再用红绸子一包背起来，吓得土豪劣绅，还真以为是“盒子炮”呢！
记得1926 年，王树声提出打击他的舅父“麻城北方一只虎”丁枕鱼。他带领农友们冲进丁家大院，开仓分粮，丁枕鱼说王树声不像个外甥。王树声把绸包的“撇把子”“啪”地朝桌子上一放，丁枕鱼魂飞魄散，脸都吓得变成土色。
随着黄麻起义，红军越战越强，不时从国民党的手中缴来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王树声开了眼界，非要弄懂内部的结构不可。他常把枪支摆弄一番，然后拆开，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巧机关”。真弄不懂时，他就间一些出名的能工巧匠，甚至有时还间俘虏兵。因此，王树声肚中关于武器的学问也在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
王树声不仅喜欢弄清武器的原理，他又非常爱武器，非常小心地保管武器。作为指挥员，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经常检查或抽查下属的武器，看枪支是否有灰尘，看枪支上是否亮。他对战士们进行严格要求，经常要他们闭起眼睛擦、卸、装，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如果哪位做得不合规范，他就手把手地教，真是“循循善诱”，直到那个战士完全弄明白为止。
他常说：“一定要爱护枪支，一定要检查好枪支。在这方面可丝毫不能马虎。要知道，你不爱它，它也不爱你，有时甚至便要了你的命。”
如今，王树声又要从事军械工作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益提高，王树声觉得自己知识有限，不可能弄懂军械的方方面面。但他的工作是团结好干部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才干，努力地把军械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挑战，王树声豪情满怀，准备迎接这个挑战。
王树声全家从武汉搬到了北京。
总军械部是个新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员关系不熟，工作初创雄艰。
总军械部群众中间有矛盾，领导班子也不够团结，都觉得自己一套是正确的，相互不买帐。彭德怀认为总军械部必须找一个资格老，又能团结群众的领导干部才能坐镇。因此他想起了王树声大将、把他从武汉给搬来了。
王树声走马上任，就找了几个副部长谈，他发现几个副部长都很有才干，也都有缺点，而且扯皮也较多。
王树声看到了这个症结后，首先从自身严格要求，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坚决克服自身的缺点。每一次开会检查，他首先都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时候，他发扬民主作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献计献策，然后集恩广益，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适宜的建议，也不是简单地排除，而是耐心分析指出其中不足之处，从而令每个人都心情舒畅。
王树声来到总军械部。总军械部有很多他的部下。首长来了，部下们感觉很亲热。亲热归亲热，在工作上王树声同别人一样严格要求，决不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如前述那位接他赴任的副部长，有人称其为“旅行家”，群众议论纷纷。王树声闻讯，就找来他进行谈心，谈心中他发现此同志工作很积极，爱抓基层工作，出差比较多，而自己部门的杂事相对管少了，同自己部门的同志交流也少了，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
王树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老部下指了出来。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又指出了其照顾不够周全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马上作了改进，并取得很大成绩，令群众刮目相看。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级三大板。
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这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把它设计在华北某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王树声先没表态，他召集各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大多数负责人仍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突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看他怎么说。”
那位副部长缓缓地说，“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来看，那地方周围村镇密布，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挤满了人，在如此短的射程之内，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华北某处交通不畅，且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
副部长的话一停，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
“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
“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可谓劳民伤财。”
“交通不畅也可以使它变畅嘛。村镇密布，买东西也方便嘛！”
还有的人不满地说：
“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句，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要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大家的说法，我心里有了底。
我想暂时先不确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
散了会，王树声如实把开会经过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自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主抓军委工作。彭德怀办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对浮夸风非常反感，亲自做实验，揭露时弊，从而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受到批判。
王树声很崇敬彭德怀。遇有重大问题，总请示汇报。彭德怀也非常欣赏王树声，欣赏他那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平易近人的风格；欣赏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两人既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的战友、同志关系。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
“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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