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试着解读一下，不一定对，说错了请你原谅。丈夫在你的生活里还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五样之中居一席，我猜你现在还维持着自己的婚姻，虽然已经没有了爱。如果你丈夫和你后面画去的那几项事务，有了更大的冲突，你会首先放弃他，郑重地考虑离婚。既然你把孩子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那你在做一切选择的时候，都会把他的利益放在第一。
我的话还没说完，女企业家就高声叫起来，我明白我要做什么啦！最近公司跟我商讨到外地出长差，待遇十分优厚。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孩子正要中考，迫切需要家长扶一把。我原想到外地去挣钱多，给孩子多攒下一点家当，日后对他会有帮助。这个游戏一做，我明白了，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他正在节骨眼上，我不能以种种理由溜到别处。对孩子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更胜过金钱。给他留下金山银山，不如留下面对考验时的经验和勇气。长差我不去了，给多少钱也不去。
游戏一游戏一：我的五样（6）
现在，让我把女子监狱的故事讲完。没有纸笔，就请大家把自己的头脑想像成一张白纸，依次写出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我面对着台下那一方又一方的“灰蓝色手绢”说，大家心目中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咱们条件所限，也没法互相交流。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这最后一样东西，不是罪恶，不是丑陋，而是温暖柔和快乐明亮的东西。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即使是在这高墙之内。
说完这些话，我正要宣布游戏结束，一旁的领导把麦克风拨了过去。他说，我来补充两句。刚才这个游戏，毕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做，我没有闭上眼睛。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瞪大了眼睛盯着你们。我睁着眼睛也完成了游戏。我最后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看守你们。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还想起了以前的革命烈士，比如江姐。如果让她来做这个游戏，她最后一样会留下什么东西呢？我相信她会留下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那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这个崇高的信念，她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英烈们的伟大之处。扯远了，回到这个游戏当中来。刚才你们最后留下的是什么，毕老师说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毕老师是真不知道还是拘着面子，给你们留个尊严。我想，你们留下的那最后一样，大概是自由。对，没错，就是自由，肯定是自由。为什么把你们关在大墙之内？是你们曾经因为自己的罪行，破坏了别人的自由。你们被关在这里，正是为了让社会更安全和更自由。自由是个好东西，你们此时此刻一定格外珍惜它。那么，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个游戏，记住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
我不知道监狱让不让鼓掌，反正那一天我没有听到掌声，大家都被这番话震慑住了。后来，我收到了来自女子监狱的一封信。她说，落雪那天的游戏像第二次审判，永远烙在了她的记忆中。
至于那位总裁最后一样留下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如此保密，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后来到大学教书去了。
这个游戏做完之后，你可以和自己的丈夫、妻子或是父母、好朋友分享。当然，要是你在游戏的过程中，早早地就把配偶的姓名画掉了，此举就要小心点了。其实，如实告知也没有了不起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你和一个真实的顺序。最残酷的真实也比最美丽的虚幻好。
价值观会深深地影响人，人们会为实现价值去死，去杀人，去牺牲，去奋斗。人们会为骄傲和自尊放弃对生命的爱，人们会为自豪和荣誉而献身，人们会为正直的名声和慈悲的心肠而放弃财富。当人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典型的做法是为了实现无形的价值。假如一个人非常重视安全，害怕挑战，这个人就会为了实现这个价值，而多年从事非常低微的工作，自得其乐。把刺激看得很重的人，就会甘愿为了实现这个价值去拿生命做冒险，从事极富挑战和危险的工作。
遇到难以做出的决定，请想想你的五样。心理健康的人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尽量使你的决定和你价值观相吻合，这是心灵健康的不二法门。
也许有人会说，你讲了这么半天，你的五样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知道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毕淑敏的五样》，附在本书结尾处，与大家分享。
游戏二游戏二：谁是你的重要他人？（1）
做完了第一个游戏，是不是觉得有些累？自派侦察兵窥破内心，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第二个游戏，程序上相对简单一点，但分量也不轻，游戏名字叫作“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有人会问，什么叫“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意思是在一个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过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记忆遵循着非常玄妙神秘的规律，你着意要记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没在岁月的灰烬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却挥之不去，影响我们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们寻找出来，并加以重新的认识和把握，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识的海洋中潜伏着，影响潮流和季风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段话有点拗口，还是讲个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漏斗一样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木板样干燥，很是严厉。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也算个孩子里的小官，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了。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要到中心小学参赛，校长很重视，希望歌咏队能拿好名次，为校争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队的同学们刻苦练习。我很荣幸被选中，每天放学后，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走到音乐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东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齐刷刷闭了嘴。她不耐烦地说，都看着我干什么？唱！该唱什么唱什么，大声唱！说完，她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我走下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听，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那时的我，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女生，既然被罚下场，就自认倒霉吧。我一个人跑到操场，找了个篮球练起来，给自己宽心道，嗨，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后也不打算当女高音歌唱家。还不如练练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闹个筋骨舒坦呢！（嗨！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中国小老百姓传统的精神胜利法）这样想着，幼稚而好胜的心也就渐渐平和下来。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
我奇怪地说，找我干什么？
那女生说，好像要让你重新回队里练歌呢！
我挺纳闷，不是说我走调厉害，不要我了吗？怎么老师又改变主意了？对了，一定是老师思来想去，觉得毕淑敏还可用。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个被发配的清官又被皇帝从边关召回来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师圣明”了（正是瞎翻小说，胡乱联想的年纪）。走到音乐教室，我看到的是挂着冰霜的苏打饼干。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毕淑敏，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总是略显驼背。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人家招谁惹谁了？全叫你连累的，上不了场！
我深深低下了头，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还把一个无辜者拉下水，实在无地自容。长辫子老师继续数落，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老师看着我，我也抬起头，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师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愿意，也会收我归队。我当即下决心要把跑了的调扳回来，做一个合格的小合唱队员！
我眼巴巴地看着长辫子老师，队员们也围了过来，在一起练了很长时间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这个大嗓门儿走了，那个男生也走了，音色轻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欢迎我们归来。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颀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游戏二游戏二：谁是你的重要他人？（2）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她很奇怪，说，毕淑敏，我听你讲话，嗓子一点毛病也没有，怎么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坚持不唱歌，你这一门没有分数，你不能毕业。
我含着泪说，我知道。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老师看我着急成那样，料我不是成心捣乱，只得特地出了一张有关乐理的卷子给我，我全答对了，才算有了这门课的分数。
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那位学究气的老先生很奇怪，问，你连《学习雷锋好榜样》也不会？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会唱这首歌，我要是连这也不会，简直就是白痴。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对他说，我不唱。主考官说，我看你胳膊上戴着三道杠，是个学生干部。你怎么能不会唱？当时我心里想，我豁出去不考这所学校了，说什么也不唱。我说，我可以把这首歌词默写出来，如果一定要测验我，就请把纸笔找来。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纸笔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决心，拖延时间不肯唱歌，和那群严谨的考官们周旋争执，弄得他们束手无策。没想到发榜时，他们还是录取了我。也许是我一通胡搅蛮缠，使考官们觉得这孩子没准以后是个谈判的人才吧。入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同学们，你们都唱歌了吗？大家都说，唱了啊，这有什么难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录取新生中唯一没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单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都会在内心深处引发剧烈的恐慌。我能躲则躲，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有时在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招致怎样的后果和眼光，也完全顾不上了。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颊，一阵战栗滚过心头。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煳的青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儿童那里，也会留下心灵的创伤。因为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当他们幼小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为那都是自己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