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波利没去过。”
“噢，我们总算是要陪这个学经贸的宝瓶座去一个没去过的新地方了。我本来已经失望了。”咬着的香烟后面是他的笑容。
“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热那亚和罗马停留。如果我听明白了的话。”我说。
“我们在那儿停吗？谁说我们要在那儿下车？如果我愿意，当然可以下车。要是有什么子弹飞来，我们可就非得下车了。下去走走，假如有别的什么消遣，也可以停一停。五天加两天：如何打发那几天你很在意吗？想在那几天找出些时间干点儿自己的事？有没有妓女等你？跟我说说，说吧。”
“没有，我没什么打算，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
“胖子只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伸了个懒腰站起来，一边还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他瘦极了，像一根细弯的长铁丝挑着衣服和裤子，那身衣服使他显得更加瘦长。纤细的脖子从衬衣领口处伸出来，像衣架的钩子顶着脑袋。
他平静地穿过房间，从橱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打开后倒了一大杯，一口就喝去一大半，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全部喝光。这时，从不知哪个黑暗的地方走出一只大灰猫，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猫尾巴在地板上缓缓摆动着。
“它叫男爵，”他一边放下杯子，一边向我解释。“很威武吧？6岁了。一只被阉割过的大肥猫。它恨死我了。可是，如果我不在家，或者听不到我的声音，它就会闹翻天。而我在的时候，它又总是想绊倒我。不过，它从未得逞过，可怜的男爵。”
大灰猫审视着他，仰着脸，尾巴像是过电一样在颤抖。
“它又像往常那样生气了，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僵硬地伏下身，抚弄着大灰猫耳后脖颈上的毛。“小坏蛋，凶杀犯。明天我就走了。看贵妇人怎么收拾你吧。最终会把你的肉都剁碎的，肥家伙。”
大灰猫哆嗦着，喘息着，伤心地逃开他的抚弄跑到角落里去了。
“它什么都懂。我骂它，它就恨我。它恨我，我就更骂它。”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拿的，反正此时他的手里已经出现了一根短小柔韧的竹竿。
他用竹竿头敲击着小腿，满是笑容的脸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我不瞒你，我喜欢你这样的农民，一个固执的山里人。不过，你也许会变的，走着瞧吧。起立。”
找到了依托的地方
我正要站起来时，他伸出竹竿制止了我，竹竿的一头正好点到我的肩膀上。
“你太矮了，该死，差不多就是个侏儒。什么伪劣的宝瓶座。我们两个像两只不一样长的圆规脚，怎么一起走！”他大骂起来。
那根竹竿从我的肩膀划到膝盖，他边划边撇嘴。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已经在外衣的两个扣子之间找到了依托的地方。
“算了，试试看吧。”
他拉开走廊门，立刻又是踢又是骂。那些擦鞋布被他踢得四下里乱飞。我赶紧走到他身边。我的动作很利索，很自信。他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从我的右胳膊下穿出挽住了我。我感觉到了他的骨骼的僵硬，神经的紧张颤抖，还有他腕部上方与假肢连接处突起的那块金属。突然起步险些使我失去平衡。
“笨蛋。你是纸糊的？是锯末捏的？”他停住脚步。“你以为这是去哪儿？是走队列？走路就是走路。打起精神来。”
我们沿着走廊同步向前冲去，越走越快。我的右肩被他的胳膊牢牢控制着，横着的竹竿别着我的膝盖。每走一米，我都感到竹竿头在监督着我腿部的迈动。来回走了3圈之后，他突然停下了。
“不行，根本不行。”他断然说，并没有从我腋下抽出手臂。“你不是在走路，只是在拖你那60公斤重的身体。如果你不让你的腿向前冲，那腿几乎就是僵的，明白吗？如果腿不向前冲，你就总是会落后我半米，用不了半个小时我就把你落下了。你不是在送葬，打起精神来。要用臀肌来带动腿，见鬼。知道什么叫臀肌吗？你怕把它磨损坏了？”
我们又开始走起来。这回，他的竹竿每隔一会儿就从我的膝盖处呈半圆形地划到我的背后，控制着我腿部的节奏。走到第五圈时，我看到厨房门开处有一线光亮透过来，我知道，是那位老妇人想偷看我们。
“再来一次。脚后跟要钉进地板。你怕什么？怕毁了打蜡的地板？钉进去，要在地板上留下你的脚印。”
他突然停下，把我闪了一下。
“还有，”他站在那里，举起竹竿说，“不要胡思乱想。走路的时候，没有必要思考，坐着的时候再去思考。无论是起步还是停下，你都要和我完全一致，完全同步。明白吗？要像钟表一样准确干脆，不能像闲逛的老娘们那样晃悠。”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如何在这黑黢黢的走廊里咽下这样的批评。
我们又来到他的房间。这也可能是他的书房。房间的角落里面对面地放置着各种巨大的立体声设备。大灰猫蜷缩在椅子底下。他来到柜子边，倒了满满两杯威士忌，差点儿就要溢出来。他用右手很快端起一杯，举向空中。
“来吧。”
“我真的不能多喝。我几乎是不喝酒的。”我端起酒杯答道。
“是吗？对此我根本不感兴趣。在这五天加两天里，你得跟我喝。不必废话。喝不了你就倒了它，倒到衣服口袋里都行，就是别让我发现。”他无声地笑了。
我小口呷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转手将酒杯放到桌上。
“住手，胖子。耍心眼儿是不是？”他站在房间中央，平和地笑着。“别和我耍心眼儿，小伙子，永远不要和我耍心眼儿。现在喝光它，把空酒杯给我。一瓶12年的威士忌，开玩笑！”
我只好接着喝。我也是站着，距离他有几步远。我尽量不看他，半明半暗的光线使他的轮廓很像是半透明的剪影。他的脸向上抬起，皮肤呈现出灰色，没有凹凸变化。
“辣吗？”
“不辣，先生。”我回答。
“你是个瘦子，骨瘦如柴，骨头硌得人生疼。和你一起走路我都会被硌肿。我要用威士忌把你催肥。不过，我必须确认，你身上没有臭味。那个胖子，就是你那个得了伤寒的前任，真是叫人受不了。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往他身上浇半公升的花露水。就那样，他还是有股猪圈味，肉汤味，臭烘烘的。”
10分钟后，我站在了大街上，两个眼皮沉重得睁不开，无法辨别方向。回营房前我还有一段空闲时间。我有些恼火又无从发泄。
我站在人行道边，空气很潮湿，决定回去之前找个舒服的地方喝一杯咖啡。
火车包房的阴影
“下雨了。真该死，下这么大的暴雨。”他还在嘟囔。
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车包房的阴影里。敞开的车窗刮进一阵阵热风。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热那亚了。平展展的田野，不时突然闪过一些凸起的丘陵。天光微明中的田野像是在一把灰色的大伞下旋转。
从一开始他就抱怨诅咒：夏天粗俗可恶，绒布座椅套不舒服，车厢里空旷无人。列车行进的速度极快，车厢晃动得很厉害，打消了我们在过道里散步的念头。
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放在扶手上，额头上挂着一层汗水。强光下，他脸上的那些疤痕不再像是真的伤疤，倒像是早年出过天花后留下的麻子。但是，他的一些难以察觉的激情和细微的举动，让我觉得他很有头脑：表面上他不是那么抢眼，但他睿智、幽默，思维角度古怪。
他伸出右手。
“听着，有钱包吗？”
我惊呆了。我掏出钱包递到他手上，刚触到他的手指头，他就把钱包紧紧攥到手里。
“有多少钱？”
我说了数目。
他只翻了一下，抽出几张票子递给我。
“拿着。证件和休假证明都在这里面？”他又问，态度有些生硬。
“是的，先生。”
“我拿着。”他轻松地笑了，显得很满意，把钱包放进他的衣袋。“你更信任你自己，不怎么信任我，对吧？最后结束时我送个新的给你。别害怕，如果不高兴，你现在可以说。”
“没有，先生。”我回答。
“别唱高调。”他突然大笑起来。“我太知道了，你一定生气了。无论是谁都会生气的。你最好还是承认吧。”
“那好吧，我说，要是你拿着，我是不高兴。”
他饶有兴味地笑了。
“终于承认了。”他咳嗽起来。“但你也得承认，我得保护我自己。你可能会厌烦了，突然就把我扔在半路上，或者扔在一家咖啡馆里，也可以扔在这儿火车上。反正也没人认识你。”
“我不是那种人。”我表示反对。
“也许吧，谁知道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至少关你几天禁闭。这你是知道的。”叼着的香烟在他唇间晃动。“你最好还是让我幻想着能够保护自己了。就这样说定了，你愿意吗？”
“随便您吧，先生。”
“其实你根本就不愿意，反正你那句‘是的，先生’随口就来。你软硬不吃啊，胖子。拿回去收好，还像以前一样吧。我敢说，你父亲是个农民。对吗？”
“是职员。”我说。
“那就是你的祖父是农民。”
“我祖父开了一家商店。”
“好，那就是你的曾祖父是农民。不扯那么远了。”他恼了。“你太谨小慎微。一直像农民那样，总是说‘是的，先生’，这一套我懂。刚才说的那种农民总是说是的，是的，可他一边挖土豆一边就把你的坟也给挖了。他们总是无休止地抱怨。不过这很正常。”
对我无关紧要
我不做声，花了点儿时间专注于挑选、把玩一支香烟，然后点燃它抽起来。
“你不说话了？好样的。”他接着说，“你给我说真心话，如果这个包厢里有个傻瓜在，关于钱包，你还会像刚才那样说吗？说什么‘是的，先生’，或者‘不，先生’，还是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别人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这是我的回答。
他纵情大笑起来，不仅理解，也欣然同意。
“你说的是真心话。好样的。”他又呛得咳嗽起来。“那么，你告诉我，你决定了，你愿意留下来，为了眼前这个可怜的家伙尝试接受惩罚，对吗？”
“不对，先生。”
“你看，你看，我不是在惩罚你吗？”他笑着，嘴角挂着嘲讽。
“不知道，先生。我不认为。”
“你看，你是不是软硬不吃？”他高兴地说。“好吧，我不惩罚你。所谓惩罚，我的理解就是怜悯和同情。不过，你得服从，得尽你的本分，随时准备说‘是的，先生’，如此等等。这样你就会觉得舒服。是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您不会用任何一种愚蠢的方式惩罚我，或者怜悯同情我。”我力图解释。
“当然，那是当然。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刚才我说下这么大的暴雨，你说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他的身体微微前倾，笑容有些奇怪。
“我认为就是你说的，这样一来天就不那么热了。”我回答说。
“简直没脑子。暴雨当然是暴雨，再说，下暴雨总是好事。除此而外，我的意思是，阳光不是炎热，炎热只是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他在音节上突出强调，“阳光是没有声音的，是令人厌恶的寂静和无声。而暴雨则制造了喧闹和嘈杂。一个人在暴雨中总是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是躲在家里，还是躲在随便一个人家的门洞里。终于明白了吧？现在，我不是在惩罚你吗？”
“不是，先生。这样说就对了。”我强迫自己回答。
为了把他的话像机枪一样向我扫来，他转过头面对着我。我好像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嗡嗡响。
他放松了，靠向椅背。突然他又烦躁起来。
“算了，但愿如此。”他轻轻说了一句。“我是自说自话，没和你说。说了又有什么用。真该割掉我的舌头。”
他用他那种恶毒的方式让自己又高兴起来，将舌头伸出一点儿，右手比画成剪刀的样子，笑着作势要剪掉伸出的舌头。
他做了个鬼脸后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后他又问道：“你是黑头发吗？”
“不是那种很黑很黑的，是栗棕色的。”
“你看见我的头发有多黑了吗？像一只乌鸦。”他的口气很是自豪。“女人都喜欢黑头发。她们说黑头发让男人更有男人味儿。”
他突然低下头来。
“哎，没什么白头发吧？”
“一根都没有，先生。”
抽烟的烟味呛人，再加上肚子饿，我觉得有些恶心。我想到了行李箱里的小面包，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站起来去拿，更不敢当着他的面吃。他却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外面包着皮革的金属小酒瓶，打开盖喝了起来。
“这种时候，真糟糕。”他在发抖。“如果看到检票员走过，就把他叫住。”
他的头靠着休息，脸上的各种表情却在飞快地变换。
火车穿过一个个隧道，包厢里旋进大团大团的湿气。车厢顶部落下的一大滴油洇湿了我的裤子，还有一滴擦着他的额头掉到地上。
在那儿发牢骚
“我们在热那亚下车。这车里会让人发疯。”他一直斜靠在那儿发牢骚。“你还得为我做件好事，就是剥掉你那身军装。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有一套便服。”
“没有，先生。”
“我给你买一套。”他叹了口气。“我不喜欢我们好像总是在仰仗仁慈祖国的庇护。”
他掏出他的怀表，打开，摩挲着。
火车右边出现了大海，金属灰色的薄雾使远处的房舍像乱七八糟的几何图形。
“过来个检票员。”我报告说。
他抬手挡住了他。
检票员一张长脸探向前，神情忧郁，帽檐上围了一圈金黄色的饰带，脸上绽开了理解的笑容。
“先生，”他挡住检票员，压低声音，但刻薄地说，“是必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你们是不是制定了特别的法律？”
“怎么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