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边，你争我斗、打得头破血流，显出豺狼本性。当时唯一对金钱不发生兴趣的是一位救世军小女孩，于是出纳员把她奉为“真正的人”，人类的“救星”和“种子”，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可是这位女孩并不是真的对钱不感兴趣，她出卖了他，并在警察局领取了巨额奖金——还是为的钱！出纳员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得出结论：“用世界上所有银行的钱，也买不到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开枪自杀以抗议这罪恶的社会。
这部作品抨击了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深刻地反映了在金钱的魔棒下发疯、发狂的人物。作品塑造了一个力图逃脱市民的庸俗生活，挣脱金钱的势力、向往真正纯洁高尚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出纳员的悲剧性形象，他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被金钱的势力所击败，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他的自杀表明作者对此类“新人”的前途的悲观看法。
托勒及其 《群众与人》
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 1893—1939），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左翼政治活动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93年12月1日出生在萨莫钦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家境优裕，托勒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次大战前去法国上大学。1914年，托勒自愿参军，过了13个月的军人生活，1916年因伤复员。在战争中他看清了战争的罪恶本质，由拥护战争转为激烈地反对战争。此后继续在慕尼黑与海德堡上大学。1918年加入激进的社会独立民主党，并参加慕尼黑的工人罢工，不幸被捕，在狱中写成第一部戏剧《转变—一个人的斗争》。1918年，他参加了巴伐利亚革命，1919年担任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红军总指挥。然而托勒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一切暴力，认为革命者最崇高的道德就是对被战胜者的宽宏大量，因而大批释放战浮，不再进攻反动军队，使得敌军卷土重来，红军全军覆没，托勒本人被法庭判刑 5年。1924年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创作活动，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托勒被迫浪亡国外，去过瑞士、法国、英国和美国。同年他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德国青年》，记述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争的看法的转变过程。在美国期间他继续参加反法西斯活动，经常发表演说，还写了一些诗歌与剧本。这段时间中托勒曾在好莱坞以写剧本为生，但颇为不顺，生活潦倒，妻离子散，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终于在 1939年5月22日在曼哈顿自杀身亡。
托勒的创作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923年前），以革命与战争主题为主，一方面宣传革命的合理性，同时认为暴力活动是不道德的。主要作品有：《转变—一个人的斗争》（1919）、《群众与人》（1921）、《机器破坏者》（1922）、《亨克尔》（1923）。此外还有两本诗集《狱中之歌》（1921）、《燕子的书》（1924）。
中期创作（1924—1932），以革命低潮时期的哲理反思为主题，从早期作品的慷慨激昂转为中期作品的平稳深沉，充满了深邃的哲理性，主要作品有：《请注意，我们还活着》（1927）、《解放了的沃坦》（1929）、《熄灭炉火》（1930）、《美国的奇迹》（1931）、《瞎女神》（1932）。
晚期创作（1933—1939），作品的格调变得低沉悲愤，表现流亡国外的痛苦，批判法西斯主义，主要作品有：《不要和平》（1937）、《哈尔牧师》（1939）。
总起来看，托勒属于表现主义的左翼，作品多处理社会政治主题，表现乌托邦思想，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艺术风格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
《群众与人》写于1921年，此剧给托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体现了左翼表现主义戏剧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这部作品的副标题为：“20世纪社会革命的一个片断”，作品意在探索和反思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得失成败，尤其是革命与暴力、暴力与人道等的关系问题。
剧中的主要戏剧冲突是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种以“女人”为代表，另一种以“无名氏”为代表。“女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象征，她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无产阶级要通过合法的斗争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她认为革命不能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使任何人牺牲，杀人永远是罪恶，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因而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与“女人”对照而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形象是“无名氏”，他坚持走俄国十月暴力革命的道路，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坚持要搞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我呼喊：战争！我呼喊：革命！暴力，暴力！”他亲自组织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专政政权。作者在处理这两个形象时，鲜明地偏爱“女人”。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当工人代表“无名氏”准备用武力劫狱营救身陷牢笼的“女人”时，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我没有权力拿看守的死亡来换取我的生命。”最后“女人”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个结局是对她自己的“人道主义”的强烈讽刺。她是一个有十分崇高的精神境界，但又不切实际、只会幻想的浪漫主义者，作者称她“代表未来的光辉灿烂的人物。”与“女人”相反，“无名氏”十分实干，没有那么多的抽象人道主义，认为革命即是流血，但此人却十分狂暴、残酷、杀人如麻，可畏而不可爱。作者在感情上对他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这个剧本就是通过“女人”、“无名氏”这两个象征性的人物探讨了人性与暴力、个体与群众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作者对和平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暴力这两条道路孰好孰坏的犹豫。
弱的天才：卡夫卡
卡夫卡（Fnanz Kafka， 1888—1924）， 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被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堪与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并列的大师。
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的家庭是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正因为布拉格既是今日的捷克首都，又是当时的奥地利领地，所以有人说他是捷克作家，也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作家。他的父亲叫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位经营化妆品的批发商人，在家里十分专断，性格暴躁，尤其对卡夫卡管教极严，卡夫卡对父亲充满了既顺从又不满、既畏惧又反抗的矛盾的态度，这对他一生的经历与创作投下了浓重的影子。卡夫卡的母亲叫柔丽叶·卡夫卡，出身名门，性格柔弱，在丈夫与儿子的冲突中她常常左右为难，但以追随文夫为多。
1889年，卡夫卡6岁那年，他上了小学。10岁时进入德意志高级中学，1901年，18岁的卡夫卡考入了布拉格大学，服从父亲的命令，学了法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曾计划去慕尼黑大学从事德国文学研究，因父亲反对而作罢。1905—1906年，卡夫卡经过考试，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并就职于一家保险公司，直至他生命的最后。
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生前问世的很少，相当多的作品，包括他的3部最主要的长篇小说都是由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临死前曾嘱咐勃罗德烧毁他的所有的作品，但勃罗德没有执行亡友的嘱托，从而为人类保存了一份无价的文学瑰宝。
卡夫卡的作品主要有：
中短篇小说：《判决》（1912）、《变形记》（1912）、《在苦役营》（1914）、《乡村医生》（1917）、《致科学院的报告》（1917）、《猎人格拉克斯》、《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1923—1924）等。
长篇小说3部：《美国》（1914）、《审判》（1918）、《城堡》（1922）。
尽管卡夫卡今日已成为举世公认为文学大师，但在生前，他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痛苦不堪的小公务员。卡夫卡生前只发表过少量的短篇小说，它们在卡夫卡死后由勃罗德编的9卷本卡夫卡全集中只占1卷的篇幅。他的3部长篇《美国》、《审判》、《城堡》都是在死后出版的。
卡夫卡是一位痛苦的天才，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造成他精神苦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选择其中主要的加以简要介绍。
首先，卡夫卡是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灵魂漂泊者、精神流浪者。他的国籍不明，宗教归宿不明，职业也不明。他说德语，但又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他是犹太人，因而受到基督教的排斥，但作为一个不人邦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他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别人把他当成公务员，而他自己则认为自己是作家。卡夫卡的犹太人的身份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一个人的民族血统是无法选择的，但卡夫卡却要为他的无辜背负终生的精神十字架。犹太民族是没有祖国的民族，他们注定要到处流浪，体验着“无家可归”的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太人“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这种流浪状态和无家可归的体验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他的书信、日记里他常常记着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和欺凌。对于那些有自己祖国的人，卡夫卡又是多么羡慕：“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卡夫卡自指）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致密伦娜书简》）。
这种没有祖国而产生的精神流浪感、无根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尤其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K怎么也进不了“城堡”——他想要居住与工作的地方，可以认为其中融进了卡夫卡“无家可归”的体验。
卡夫卡的身份不明、精神漂泊之感还来自他的职业与他的兴趣的矛盾。他学的是法学，获的是法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但他的真正兴趣从来不在法律上，而在文学上，而且他对文学的兴趣不是一般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爱好，文学是他为之献身的对象，他把创作看作他的“唯一的幸福”。但卡夫卡的文学追求、文学理想太超前了，这决定了他在生前不可能被当时的读者、当时的社会理解。这进而决定了他在当时成不了名，而成不了名就无法以文学为职业，无法以文学养活自己。他还不能不到公司里去乖乖地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不能不保住那个他十分厌恶的岗位。作为一个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要求一个人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文学创作与任何非文学的工作都是矛盾的。这样，创作与职业、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与作为职员的卡夫卡就总是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承认“放弃这一岗位（指保险公司的任职）是我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卡夫卡1911年3月28日日记）。这种矛盾越是到后来就越激化：“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产——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死亡。”（卡夫卡：1913年8月21日日记）。
正如我国学者叶廷芳先生指出的：“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毁着他：一种是要求按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受着这二重分裂的痛楚。”（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
其次，卡夫卡一生最大的精神苦难来自他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上面指出：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专断暴虐的父亲。作为一个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商人，他父亲全凭自己的精明强干、精力超人而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但他完全不理解卡夫卡的追求，还要粗暴地强迫卡夫卡按他的价值观念和意志来设计生活道路。他关心的是赚钱，他的价值观是有钱就有价值。他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而且不能尊重儿子的人格自由和选择自由，要求卡夫卡按他的意志生活，如有反抗则暴跳如雷，斥骂有加。这位家长“专制有如暴君”，只会用武力、吵闹、大发雷霆来对待他的儿子，用“把你踩成肉泥”来进行威逼。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曾把小卡夫卡从被窝里拖到阳台上罚站，使卡夫卡成人以后每次回想起就仍感到痛苦。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反抗性但又软弱自卑的矛盾的人，他一方面生性敏感，自尊心强，要求独立自主，因而对他父亲的专断极为反感；但同时他又性格软弱，他不但感到父亲能干、强悍，更感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既无强壮的体魄（卡夫卡身体从来不好，后患肺病而死），又无过人的精力。固此他在父亲长期的辱骂声中，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奴隶”，“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的负疚感。”这种负疚感来自卡夫卡内心由反抗父亲而滋生的负罪感即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是不应该违抗父亲的，而他的内心却又实实在在地违抗甚至咒骂了父亲。这种矛盾的情感像一个魔鬼缠了卡夫卡一生，直到1919年，即他死前5年，他才敢于写了一封长信 （3。5万字）叫“致父亲”，表达他对父亲的仇恨。这是一封十分著名的信，我们不妨抄一部分：
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的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是因为您要我遵循的戒律，您，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