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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不能解释事实。“甲”的发生不能解释“乙”的发生。“甲”与“乙”的规律只可以用作证实某一个理论的含意。就算事实的种类再多，可以予取予携，而规律明显之极，它们也不能自作解释。所以，在另一方面，有解释力的理论一定始于抽象的思想，以某些非事实的假设入手，然后经过逻辑的推理，引出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这后者就是云雨之说了。
这项工程绝不容易。一个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但事实不能自作解释，而抽象理论的本身是不能被验证的。可以说，从抽象推理到事实验证的微妙转折中，高手与庸材的本领会分得很清楚。
我可以举一个基本的例子。在经济学上，那大有名堂的需求定律说：假若一样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对那物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价格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却非事实！需求量是指消费者在欲望上的需求，是抽象之物。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可能用事实验证的。然而，这定律在经济学上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低能之辈，往往以市场的成交量作需求量。这是错得离谱的。高手的处理方法则大为不同。他们会说：假若需求定律是对的话，那么依照逻辑推理，在某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而“甲”与“乙”均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本身不可以被验证的需求定律所推出来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假若“乙”的不发生却有“甲”的发生，那么需求定律就大有问题——或需要附加其他情况，或算是被事实推翻了。假若“非乙”就一定“非甲”，那么需求定律就算是有用途，解释了“甲”与“乙”的规律。
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这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要申述的，是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但无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怎样多，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假若我们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或“丙”或“丁”或“戊”……等等的出现，好像永无止境似的，那么这个含意就不能被否定或推翻了。严谨地说，这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所谓非均衡（disequilibrium）的情况。有现象限制因而肯定，也从而达到可能被否定的含意，叫作均衡（equilibrium）。
上述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是错了的。经济学传统上所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非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高斯（R。Hase）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非均衡”皆是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的观点，但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高斯指出“非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就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高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非均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经济解释之七：局限条件不能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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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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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理论的真实性
因为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以理论解释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并非事实。这引起不少人认为理论与真实（reality）脱了节，只是夸夸其谈，空泛之极，是没有用途的。“真实主义”（realism）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在今天，这争论已有定案，但我们还是应该澄清的。
“真实”有多种意义；若不搞清楚是哪方面的，争论就永无止境了。抽象的思想当然不是事实，要说“理论”并非真实是可以的。但有解释力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要牵涉到事实验证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实用性的理论是有其真实性的。有好些理论，我们是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例如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学中的多种理论），所以怎样说也不过是一些“游戏”，与真实世界无关。
但有解释力的理论的非真实性，起码有四种意义，其中三种很肤浅。第一，理论本身必定有抽象的成分。说它非真实，当然是对的。但说它非真实而没有解释力，却是错了。因为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没有抽象的思想，本领再高也解释不了世上的事。第二，所有事实或观察的描述，一定要简化——这简化使事实变得非“真实”了。这是平平无奇的吹毛求疵的观点。以一个苹果为例吧。假若我们真的要详尽而全面地描述一个苹果是怎样的物品，我们穷举世的纸张也不可能办到。单是描述苹果的色素及形状——姑勿论其味道或所含的维他命——就难以丝毫不差！在吹毛求疵的需求下，天下间没有一个现象或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然而，以这种办法来批评科学的考证——这种人有的是——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种非真实，也是由简化而起。世界很复杂；简化的假设（与思想上的抽象假设不同）是必需的。但这个简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处理；取消这个简化不会影响效果，无关宏旨，所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说假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其实不止此数，所以非真实），他们互相贸易会带来什么效果，等等。将两个国家改为三个或四个，其效果大致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些特别的问题上，将二改为三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样，要研究这些特别的问题，二与三之别就不能置之不理，但另一些简化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种“非真实”，就不肤浅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附加的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当然会因简化而变为不真实，但我们决不能视之为空中楼阁，当作是思想上的抽象而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的。验证条件的假设一定要有可寻，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例如，作化学实验时需用一枝清洁的试管（清洁是一个验证条件），我们不能用一枝骯脏的试管而假设它是清洁的。
在经济学上，验证条件通常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经济学并无“没有局限条件”的理论，正如其他科学理论，都一定有验证条件的——否则就没有解释力了。假若我们说，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局限条件，可勉强称为一个假设），“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要替这个含意作验证，我们一定要在交易费用微不足道的真实情况下入手。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假设”不能与真实世界脱离。这也是说，除了无可避免的简化，验证条件大致上一定要真实。
我们于是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以抽象思想为起点的科学理论，“非真实”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不能自作解释。“不可能太详尽而具体”与“简化”——这些都是可以容许的。但验证条件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却是犯了大忌。在经济学上，局限条件（验证条件）的真实调查与简化，是忠于经济解释的最艰难的过程。世事如棋局局新，要花上三几年方能在一些局限条件上得到一点基本的认识，是很普通的事。时光只解催人老，所以从事实证研究的经济学者，往往要肯定问题的重要性，才敢将精力孤注一掷。
理论真实性的问题，在经济学于五、六十年代的方法大辩论中，有一个令人尴尬的谬误。那就是，假若我们说，若“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我们跟着可以说：“没有乙就没有甲。”但却不可以说：“没有甲就没有乙。”这后者的谬误，我们在前文是谈过的。在那次大辩论中，不少经济学者忽略了这个逻辑学上的第一课，忘记了没有甲并没有说乙会怎样。那位调查波士顿运输公司的仁兄，认为“甲”这个假设非真实，就大做文章说“乙”会怎样。这种低能分析本来是不值得回应的，但科学的进步有点莫名其妙，众多学者的回应却引起了大有裨益的辩论。
第八节：结论
假若一些读者认为这一章有些地方不容易明白，不应耿耿于怀。科学方法论牵涉到哲学上的逻辑学与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最湛深的学问了。虽然我曾拜于高手之门下，但所知不多，而要深入浅出地写，不一定辞能达意。科学方法论本来精辟之极，但逻辑学的高手之间不一定互相同意，而科学的成就往往与此学问无关。不懂科学方法论的科学高手屈指难算；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的高手很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逻辑学往往走向象牙塔的极端，其高妙处令人拜服，但要达到精辟之境，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严谨哲学逻辑的角度看，我知的是粗枝大叶——我钻研这学问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科学的方法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抽象理论与真实世界的转接中的实证方法。这方面我知得比较多。本章的内容，是合并了哲学逻辑与实证转接，所以与一般书本上所谈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说到底，有实用性的科学，还是要走出象牙塔之外。
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科学精神，对科学辩证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本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在前文说过，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经济解释之八：自私──经济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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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individual）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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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自私说起
任何辩论都必然有一个起点，科学当然不会例外。假若我们在起点上就有争议，那么科学就难以成事了。所以在任何科学发展中，参与的人都遵守一个大家不言自明的规则：凡指明是基础假设（postulate），或是公理（axiom），大家都不在这基础上争论。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衷心同意这些假设或公理；是否认同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意不在起点上有所争议。科学辩证的规则是：“且不要反对我在理论上必须有的起点，让我从这起点以逻辑推出一套理论，有了可以用事实验证的含意（testable or refutable implications），有了内容，到那时，你要反对才有所依凭的。事实上，假若可以验证的含意被事实无情地推翻了，那我就不能不考虑我的基础假设是错了的。”
说起来，那些所谓不容许有争议的基础假设或公理，可能近于无稽，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如，在数学上一个重要假设是这样说的：“假若一加一等于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二；又假若二加一等于另一个数字，这数字叫作三……”听起来，这真的有点傻气。但假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