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指社会中全部的经济制度？
何新：我理解生产关系就是指社会的全部经济制度。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生产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内部的分工组织。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合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艺术以及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等等。
那么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当然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最根本的方面，就是社会各部门以及人际间的分工组合关系。所有制关系实质也是源于社会分工。正是社会分工的差异，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别，形成资源占有的差异，经济收益的差异，形成贫富的差别。这最终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8、社会分工与社会阶级
记者：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否认社会主义中存在阶级。
何新：那是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中早已消灭对立的阶级。苏联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大合作的阶级。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了斯大林的这种理论。毛泽东反对掩饰社会主义制度中阶级关系仍然存在这一现实。
记者：然而刘少奇对此则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掏粪工人。我们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
何新：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事实是，一位国家主席与一个掏粪工，绝不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而且在一切方面也都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权利以及分享的社会资源是完全不同的。刘的说法也许是表达一位国家主席追求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良好意愿。然而意愿绝不意味着同时也是现实。
1975年前后，我曾立志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特别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作的作品，书中尚带有黑格尔哲学思辩性的影响，较为晦涩，因此很少被一般的研究者所重视。
但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历史理论，社会分析的方法论，深深地震撼了我。使我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哲学。我意识到，这是人类思想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极其深刻而精辟的历史哲学。这部书的〃费尔巴哈〃一篇中作了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本书中叙述了他的阶级起源理论，在此书中马克思指出阶级差别的起源，并不是来自于消费资料分配的不平均，而是起源于社会分工。他说：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这下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
记者：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正是社会分工会导致阶级差别？
何新：实际上，更深刻严密地分析这个问题，应当这样说：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工结构。
这种社会分工结构，就是现实中生产关系（社会经济联系）的基础。
正是这种分工结构，确定了对社会经济资源（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集团。因此，是物质的生产力形态决定社会分工结构，决定对经济资源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产品和消费品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说：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失，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171。
所以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归结为这样一个最终目标：〃消灭社会分工〃。
记者：这一目标将来可能实现吗？
何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确实正在为消灭脑体分工、工农分工和城乡差异，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可能性。
十二、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什么问题？
本章原是何新于2000年3月8日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一篇独立谈话。此文曾摘要发表于2000年3月/4月的《广角镜》杂志（香港版）。
1、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在中国学术界，您充满了争议与传奇色彩，一向有〃异端〃之称，〃斗士〃之誉。但这十多年来无论是分析世界发展格局，还是纵论中国发展方向，您的许多建议还是被高层采纳并转变成政策现实。目前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我没有你讲的那么〃传奇〃。
记者：我研究了您的《经济政治论文集》。我注意到，实际从90年代初以来，您一直在讲，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
何新：中国的经济学具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务实的传统，这就是体现在毛泽东、陈云等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订原则的务实的政策经济学的传统。
还有一个是理论经济学的传统。较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的纯理论具有理论脱离经济实际的缺点。脱离实际有两种方式。改革前引入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而改革后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个玩弄抽象模型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所以实际上，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你认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是本质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二者是对立的。
何新：苏联流派的意识形态，与英美流派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二者虽然理论看似相反，本质却非常相似。这也是一种〃对立统一〃。
它们之间的确互相批判，互相反对。但那只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话〃，两者都错，而并不意味着此对彼错。
它们都是以主观意识形态（所虚拟的某种理想经济模式：前者是中央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歪曲经济生活现实。
近代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经济学体系。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的长期长在一种不发达地位，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一直都是小学生。改革前人们迷信和模仿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后迷信和模仿萨缪尔森一类新自由主义。立场从左转到右，但一直都是相信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伪科学）。
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讽刺当时的德国经济学说，〃他们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零售外国大商行洋货的小商贩。〃（《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有点片面，实际上当时德国已形成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国民经济学。是极其重要也很有特色的。但这一批评倒是与我国经济理论的现状有所贴切。因为中国至今还从未形成切合中国国情和政策需要的原则性经济学体系。
运用错误的理论必然发生错误的导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9…1990年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困难的实质判断失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认为当时发生的物价上升等经济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一再被写进
1988…199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失误在哪里？
何新：其失察在于，把由于物价一揽子放开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当成了通货膨胀。我在1988年…1989年也曾产生过这种错觉。到1990年，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判断错误。
这实际上是源于1988年我的一个理论失误。
记者：您的？
何新：是的。1988年，我在《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组针对赵紫阳发动的取消价格管制政策的批评文章，题目是〃由通货膨胀看经济改革失败原因〃。在文中我明确地针对当时经济形势而引入〃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此前很少有人主张社会主义也有通货膨胀。文中说：
〃我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生的物价上涨现象，是由于经济推敲和政策失误而导致的一种恶性通货膨胀。而并非一种合理的、出自周密计划，从而方向及后果可以受到良好控制的良性物价改革。〃
又说：
〃根据通常的定义，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大幅度地普遍增长。〃《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13页。
这一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最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是我在经济学问题上最早发表的言论。
在这一组论文中我所针对的物价上涨，也就是张五常、弗里德曼向1988年初向赵紫阳所建议并被采纳，令张五常为之〃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估计到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动乱的所谓〃一揽子放开（一步到位）〃，〃长病不如短病〃的〃价格改革〃方案。参阅本书第16页。
我的批评当时成为来自理论界的一种公开、有力的不同声音而震动了高层领导，引起了高层对这一改革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的警觉。
但是另一方面，我当时的立论是立足于对〃通货膨胀〃以及〃需求〃、〃总供给〃等经济概念的一种不确切的理解。
记者：为什么？
何新：通货膨胀是有特殊涵义的概念，通货即货币，货币超量发行过盛，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但是价格上涨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可以有多种原因引起价格上涨，例如灾荒之年，即使货币没有增量发行，由于供求出现缺口，也会出现物价上涨。这种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通货膨胀。1988…1989年发生了物价混乱和物价急剧上涨。其直接原因是当时的价格政策发生了突变，并非超量发行货币造成了价格急剧上涨，因此确切地说不是通货膨胀。
80年代的经济学家似乎普遍没有真正搞清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这两个概念都是货币资本的概念，而非关于实物供给的消费概念。因此不仅常常误解和误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有时是在反义上将其误用。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89…1990年更深入地研究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后，才意识到这种误判的。1990年7月…9月致李鹏总理的信，参阅《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7页。
当时人们没有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早在1988年…1989年的经济中，已经发生了工业库存的巨量增加和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这种周转困难当时表现为现金荒（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呆坏帐增多（潜伏着金融危机），以及民间利率高企即高利贷经济的扩张。
就是在这种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才发生当时沿海地区的一系列非法金融集资活动，包括〃抬会〃形式的民间高利贷。〃抬会〃又称〃老鼠会〃，是流行在东南沿海区域的一种民间高利贷金融组织。
中国众多的企业主要是依靠贷款而不是利润在维持运转。而国家则以不断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着经济的成长。
记者：价格上涨一般被人们认为是通货膨胀。而资金短缺则意味着通贷紧缩。这是两种相反的经济现象。
在1988…1990年，中国发生的情况究竟是什么？
何新：这一点我下面再解释。但是人们之所以误用这两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正迷恋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们相信科尔的〃瓶颈〃理论，相信只是由于计划体制的不良，造成对于生产的供给瓶颈、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计划经济中总是存在〃供给小于需求〃。错误的理论导致对于形势的错判。
1989年以后出现的〃贷币荒〃，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是需求不足的明证。这种需求不足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生产部门产成品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有效需求。从而转化为货币和利润，使货币不能顺畅回流到生产部门完成货币运动的循环而造成的。国家及银行投入生产部门的源源不断的货币物资流，在生产部门都转化为产成品的巨量积压库存，这就是生产过剩。
但另一方面，生产规模还在财政赤字及信贷供给的支持下不断扩张，终致造成资金、资本物供给的巨大缺口。表面看是供给不足造成危机，真正的根源，却是由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投资无法增值和回收。）
记者：我注意到，你很早指出了中国经济循环中的涨、落周期问题，及其与政治周期的关联。经济周期的问题虽然并非你最早提出，但你是把生产过剩和生产力过剩这一机制与中国的国内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作分析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何新〃论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收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3页。
何新：我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不仅同样存在经济周期，而且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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