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窄，迫使他这样的精神巨人屈膝下跪，他就应该坚持要求门的高度按自己的尺寸来造，或者远离被这扇门和门所依附的那堵墙所限定的围城。杨修可谓知“活”而不知“死”，他只知阔人在门板的正面写了一个“活”字，却不知阔人在门板的反面写着一个“死”字，因为这个“死”字只有入其彀者才能看见，可惜“侯门一入深似海”，入此门者永无出头之日。
法国阔人拿破仑的逻辑与中国阔人曹操的逻辑如出一辙。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矮子之一，但是他扬言，他可以让任何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臣民变得与他一样矮，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截去任何臣民比他高出的那一部分──头颅。暴力是阔人和侏儒们迫使不肯跪下的少数巨人屈服的最后手段。
许多被历史记住的巨人，并非真正的巨人，只是由于太多的巨人都跪在了阔人和侏儒的脚下——他们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即便跪下，也比大部分站着的侏儒高出许多。很不幸，这确是事实。然而跪下的巨人却并不比所有的侏儒都高，也有一些站直的矮子比跪下的巨人高一些，他们撑起了历史的屋脊。因此问题不在于自己是否真正的巨人，而在于你是否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
巨人牛顿养了一大一小两只狗，在墙上分别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供狗出入。这件轶事成了大科学家在常识问题上缺乏科学头脑的一个经典笑话。但我不这么看。在墙暂时无法真正消失之前，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门是明智的。
让巨人走矮门的弊病已如上述，然而反过来，让侏儒走在高大的凯旋门下，也是一种受罪。他们感到过于高大的门是对自己的羞辱——这正是他们反对按巨人的身材造门的真实理由。过于高大的门，确实使原本具有正常身高的大多数人每时每刻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所以不仅让巨人走小门是错误的，让侏儒走大门同样是错误的。正如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是群氓的专制，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则是暴君的专制，两偏皆非正道。更明智的选择无疑是牛顿的策略，让大狗钻大洞，小狗钻小洞；让侏儒走小门，巨人走大门。
齐相晏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矮子之一，他出使楚国时，楚王就为他开了一扇小门——狗洞。晏婴说，出使狗国才必须钻狗洞，出使人国则不该钻狗洞。晏婴虽然是矮子，却是一个袖珍型巨人，所以他能以自己的智慧迫使楚王大开城门。作为袖珍型巨人，晏婴不会感到高大的城门是对自己的羞辱，更不会像曹操那样主张所有的巨人都应该钻狗洞。晏婴这样的人并非真正的侏儒，他们有权与巨人一样自由穿越高大的凯旋门。
恺撒的凯旋门早已荡然无存，而拿破仑的凯旋门下，现在正走着敌视巨人的无数侏儒，然而这些获准在凯旋门下散步的现代侏儒，现在却要剥夺巨人在凯旋门下自由舞蹈的天赋自由。因此，身材之高矮是自然的，门之大小也应顺其自然。大小不同的门是适合巨人与侏儒各自天性的自然之门。侏儒不必买一张大床，巨人没有权利强迫他买；反之亦然──各人有各人的专卖店。
由十个对厨艺一窍不通的人做饭给一个美食家吃显然是荒谬的，由一个高明的厨师招待十个不懂厨艺的人享受美食才更为合理。然而少数人——那些高明的精神厨师似乎对此颇为忿忿不平，他们在招待客人时心怀不满地时刻提醒着客人：“是因为我比你有才能，我才为你服务的。”在我看来，这种声明纯属多此一举，而且事实上大悖待客之道，须知真正的好厨师以烹制出美味佳肴让客人大快朵颐为最大的享受。天才是上帝对巨人的最大奖赏，巨人提供的服务则是上帝对侏儒们的补偿。如果巨人宁愿没有才能而愿意把自己的位置从厨房换到餐桌旁，假如我有机会给上帝提建议，我一定会说：给他换吧！愿意投胎做精神厨师的人早就排起了长队，不愿做精神厨师的人我还从未见过呢——除非他根本不配。
巨人既然不会为自己买一张大床而夸耀，也就无须过于张扬地把大门夸张为凯旋门，因为夸耀凯旋就种下了失败的远因。恺撒如此，拿破仑也如此。每一个恺撒都曾渡过自己的鲁比孔河，每一个拿破仑都有他的滑铁卢。如果渡过鲁比孔河后就建造凯旋门，那么遭遇滑铁卢后就不得不去圣赫勒拿岛。自然赋予少数人以长才，目的是要让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了羞辱多数人。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巨人就该来享受的人决非真正的巨人，在我看来不过是踩上了高跷的侏儒。但最重要的是，巨人不应要求侏儒来建造最高的那根横梁，不应要求侏儒建造最高的那块拱顶石，因为巨人要证明自己是真巨人的惟一方法，就是为文明的大门架起侏儒们无法企及的高标。
门是供人出入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教师有师门，入其门者为弟子，首徒谓之开门弟子，末徒谓之关门弟子。入其门，才能登其堂；登其堂，才能入其室。传其衣钵者，则为掌门。欲入其室而不得入者，是为私淑弟子。
知识的门户之见，是知识的真正大敌。因为一知半解者用师门的知识筑起了一堵拒绝真理的偏见之墙。人类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超越门墙的真知。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知识仰之弥高，不得其门而入，可见孔子的知识成了一堵高墙。开门者，常常就是造墙者。曾子、孟子是光大孔门的功臣，但更是高筑孔庙之墙的罪人。开门者，常常不是因为爱门，而是因为爱墙。爱墙者，不是爱知识，而是爱知识之墙的权威。真正的爱智者，不仅憎恨关着的门，更憎恨门所依附的墙。
许多人把入门当成至关重要，因此有许多入门书和入门指南，却没有出门书和出门指南。殊不知出乎外比入乎内更重要，虽然出乎外以入乎内为前提。人们常常只记得进门，而忘了出门。人们寻找着“芝麻开门”的琐屑知识，然而进门之后，却忘了寻找“西瓜开门”的更高智慧。其实，门内只有可见的、有形的、人为的宝藏，而门外却有看不见的、无形的、自然的宝藏，即所谓“清风明月，造化之无尽藏”。
一扇打不开的门，就是墙，而一扇能够随意开启的门，才是墙的真正反叛。一扇打开的门，让你从墙的这一边走到墙的另一边。当你在墙的这一边，你常常会以为墙的另一边有宝藏，于是你想方设法欲破门而入。但当入了门墙之后，你就该设法破门而出。因为所谓宝藏，就是你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入门之后再也不出来，那么门外的一切就成了你失去的宝藏。
因此，门外汉的苦恼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而登堂入室者的苦恼，则是“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出”。
一切门户之见，都是入门之后不肯出来的门缝中的偏见。到最后，许多入门者，甚至登堂入室者，只是一个看门人、掌门者而已。这样，他既不把门内的东西当成宝藏，也不把门外的东西当成宝藏，只是把门本身当成了宝藏。哪怕墙已倒，他还是守着他的破门框。凯旋门就是这种门框：它已经不需要墙，而只是一座标榜自己登峰造极的可笑门框。于是事情就会反过来，本来是为了墙而开门，现在墙早已倒塌，但由于那扇破门框一直留着，竟有人为了保住这扇门，而造起新的墙。
虽然从未听说，天上也有墙，但因为据说天上有门（对此我没有发言权）——比如中国人的天堂有南天门，似乎门还不止一个；而基督教的天堂有一扇窄门，据说由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把守——因此我敢于十分肯定地推断，天堂里一定有墙。另一个旁证，是地狱里有墙——叫做鬼打墙。神和鬼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鬼的辖地有墙，神的领土自然也有墙。然而地狱有墙，或许是魔鬼担心地狱中饱受折磨的冤魂越狱逃出；但天堂有墙却不易理解，因为上帝显然无须担心在天堂中享福的幸运儿逃出来。退一万步说，即使人有向往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愿望（或许天堂中的人们真的向往地狱也未可知），以上帝的无边法力（按定义魔鬼显然无此法力），似乎无须出此下策到非要造一堵墙。因此，关于上帝为什么也要造墙，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承认智力有限，但我却免不了开始疑神疑鬼。
由于疑神疑鬼，于是我在人间也会时不时地撞上鬼打墙。鬼打墙比鬼门关更为可怕。鬼门关固然可怕，因为虽说是门，其实却是不可逾越的关。但鬼门关毕竟是有形的，而鬼打墙却是无形的。理论上说处处是门，但却无处是门。你眼前明明没有东西阻挡，实际上却寸步难行。
至于天堂之门，我不打算讨论了，因为我死后愿意去任何地方，但决不去天堂。所以我对愿意去天堂的人们，毫无抱歉地无可奉告。我倒是十分愿意去地狱，因为根据但丁的见闻，我仰慕的所有巨人，几乎都在那里。
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
？ 刘旺华
二战的胜利被公认为是民主国家同盟对法西斯势力的胜利。故战后，民主成为汹涌澎湃的国际性潮流实乃水到渠成之事。只是，“民主”作为一个名词虽已耳熟能详，而其真正的内涵却无统一权威的经典性解释。这从当时旧金山会议上，英美与苏联代表在处理波兰问题牵扯到民主化概念时所发生的争执中便可见一斑。各国皆从政策性角度阐明各自对民主的理解，以致无法达成共识（此亦从反方向证明各国对民主的珍视，恐怕无一国愿以独裁自居）。战后成为“五强”之一的中国当然不能自外于这股世界性潮流。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虽因“训政”甜头太大，吃得太多，不免“坏了胃口”（吴世昌语）——“什么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那一套！”〔1〕但迫于时势，也在倡言要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野的“中共”在解放区兴起“新民主主义民主”运动，在国统区发动“反蒋的民主战线”。作为民主人士的同人团体——“民盟”，其对民主的关注则集中体现在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举行的“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方案——“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
（一）什么是民主？
“民主”一词自五四时代输入中国以来，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神话，知识界的集体图腾。但从“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揭橥的对民主的理解来看，中国民主主义者对“民主”这一舶来品的解读已相当到位：“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不过这个字的定义演变到了今天，却比一种政策制度广泛多了，民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做人的一种道理。”〔2〕对比40多年后，曾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关于民主是“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的说法，有一种跨越时空的认同感。其实，翻翻西方民主制度演进史便可知，民主只是一种常识，一种庸常的原则，用张君劢的话来说，民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因为它的产生源于日常生活，西方文明中民主因子的出现即与其时商业活动中签订契约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协商的合作精神密切相关。所以真正深谙民主三昧的民主主义者必然是“卑之无甚高论”。“民盟”在其宣言中一再称其民主制度设计“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经典的演说辞亦是“卑之无甚高论”，并非他们故作谦谦君子状，实乃民主本非高不可攀的圣物，就其质地而言，不过是一种尊重常识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当然，民主真正显示其优越性仍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层面，这也是“后发外铄型”国家容易发生对“民主”误读的根因。如果，民主制度的构建仅止于政治层面，缺乏相应的生活中民主精神的培育，则这种横向移植的结果只能是“橘越淮北则为枳”。中国民国初年的民主试验即是典型。
从字义上亦可知，“民主”就是“人民自主”。事实上，这也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借西方人的话说就是“个人但凭良心自己作为”。这是一种责任精神，“无责任即无权利”（安东尼·吉登斯语）。“民盟”宣言里对这种自主精神进行了热烈的阐发：“人人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人人做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到做人的目的，使人人得到最大的发展。”“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只是人类达到做人目的的工具。”〔3〕此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仁君贤相青天式的“为民做主”、绝对标准划一的“螺丝钉式工具人”，已有了截然的分途，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张扬。而且从“人人”两字的表述看，这里的“人民”并非面目模糊不清、混沌一团的群体，而是一个一个的人，是“个人”。受数千年集体教育的影响，国人对个人主义抱有相当的误解，认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营私舞弊。中国古代杨朱学派的那种极端利己主义成为国人对个人主义的基本观感。但近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则与此有着清晰的畛域之分。托克维尔的“合理的利己”实是对个人主义较本真的概括。即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权利行使的底线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如果每个人能秉此原则，对自己负责，不侵害他人与社会，这个社会也就实现整体的和谐了。得承认，这种“合理的利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低调的，是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承认与修正。比起我们“改造国民性”、“发起灵魂深处的革命”，达到“六亿神州尽尧舜”的引吭高歌而言，无疑灰暗得多。但惟因其低调，其可操作性也更强，何况个人主义宣扬的乃是个人自主负责的精神，这与“民主”自己做主、自由平等协作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对于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曾有过深刻的揭示：“民主制度的吸引力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4〕正如前述，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即便是杨朱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也只是在“百家争鸣”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