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恶之情绪的深化（“一切起于恨的情绪皆是恶”〔3〕），主体的理智能力渐遭毁坏，便开始愈发怀疑自己当初的努力，收敛所有给予对象的善之关怀，并将其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流行于现代初期且一直延续到目前的“死水”思维模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闻一多《死水》）拯救不成，索性促其灭亡，于是认同转向怀疑，希望变成绝望，热爱蜕变成了憎恨，正如鲁迅所言的“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4〕。这种两极式的激烈情感转换，以所谓“爱之深切，故亦恨之深切”为借口，掩饰着启蒙者匮缺耐心、意气用事的不成熟心态。殊不知，消灭一个病体永远要比疗治一个病体容易得多，况且那也绝不属于一个医生的职责。故此，“死水”思维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艰难责任的回避。钱穆曾颇为中肯地道出了这一时期启蒙实践的弊病，他说：
……所谓新文化运动，大部分只是中国社会在感受外来影响，追随世界潮流，而并没有形成为一个思想问题或思想系统而出现。即如他们所举最大最主要的所谓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两运动，也只是表示许多人的共同意见、共同态度，凭借着几个标语与口号而宣扬散播开来，始终未能在此方面深入而严肃地转成为一个思想问题而存在着。〔5〕
现代启蒙者们的情绪化行为，无疑影响了启蒙的深度。特别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取舍中国文化，引发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空前混乱。但是，受怨恨心理主导着的情感，实在无力对它的所作所为做出清醒的辨析。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始终不能认识到此种怨恨心理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鲁迅就一直深陷在它的漩涡里，无法自知亦无法自拔。尽管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6〕还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7〕然而，这还只不过是对于怨恨的粗浅认识，轮到自己，鲁迅非但没有对其深究，竟而还将其当做了改造社会的强劲动力：“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8〕在鲁迅这里，恨成为了生存的前提，是先于爱而在的。也可以说，爱仅仅属于憎的附庸。实际上，他个人的爱之举动，也正是对于憎的被动反应，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9〕这种认识结论使得鲁迅只好长久生活在恨的阴影里。即使此前他曾强调“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10〕，但相较于憎的力量，他对爱的信赖感明显还是不足的。对于爱和憎两种善恶情感，鲁迅的理解同斯宾诺莎是截然相反的，后者这样认为：“一个想要以恨来报复损害的人，真是过的愁苦生活。反之，一个努力用爱去制服恨的人是很愉快的，很有信心的向前奋斗。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反抗一个人，甚或多数人，绝不须要求任何外力或命运的帮助。为他所征服的人，大都心悦诚服，而此种服善，非由于力量的缺乏，乃由于力量的增进。”〔11〕鲁迅同斯宾诺莎在情感信仰上的差异，是招致其必然生活于痛苦当中的根源，因为他为此永远无法摆脱对抗，他只能将敌人视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他眼里，敌人甚至比亲人更加重要。鲁迅本人也毫不讳言，他主要是为了敌人而存在的：“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12〕不过，鲁迅的此种生活哲学不仅是反映在他和敌人之间的关系上，它同时也影响了他对于民众的态度。即是说，他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与民众对立起来，这也是造成其民粹主义思想时常出现裂隙的重要原因。如他有时会替民众申辩，称：“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13〕但紧接着他又抱怨道：“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但心里也有一个主意，是给他们回复老样子，或至少维持现状。”〔14〕在鲁迅那里，民众忽而是“中国的脊梁”，忽而又是麻木不仁的“黄脸看客”。总之，鲁迅之于民众的信心始终不够坚定，这正是由于怨恨心理在深深影响着他对于民众的认识，以及由于他没能意识到“我们的心灵以爱为第一规定，而不是以恨；恨只是对一种总之错误的爱的反应。有句话人们常讲，似乎成了格言，但是没有道理：谁不能恨，也就不能爱。反过来讲方才言之有理：谁不能爱，也就不能恨。因此，怨恨之爱的含义是，一切如此被‘爱’的东西只是作为另一种曾经被恨的东西的对立面被爱。这种怨恨之爱之所以产生的规律也仅仅涉及一种假爱的形成，而不是涉及一种真爱的形成”〔15〕。鲁迅的“怨恨之爱”明显颠倒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把爱当成了原因，将恨看做了结果。而事实上，真爱本身绝不是自设为原因，以求得一个超乎真爱之上的结果；真爱本身就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体现为爱之主体完善自我生命质量的一种漫长过程。恨既然属于一种理当否定的情感价值，就不应作为一种肯定性情感价值承负起肯定性情感价值（爱）失败的结果，原因是这种结果必将招致对于肯定性情感价值（爱）的最终否定。而恨即使拥有积极性价值，也只是暂时的，且必须以爱作为基点。
怨恨令鲁迅的启蒙实践蒙上了过重的“敌意”或“恶意”阴影，致使他的批判从来就少有高贵的光彩。在我看来，鲁迅或许要比他的对手强大，但他的表现却绝不比对手显得高贵，他的悲壮甚至也因此减色不少。拿阿Q来说，这本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民族角色，但却由于作者充满“敌意”的刻画，过分放大了其身上的卑琐人格特征，从而削弱了这一角色所能释放的悲剧力量。虽自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明显是“哀”得不够，“怒”得有余。鲁迅让自己和阿Q站在同一高度，从后者身上挑剔出了太多的过错，这种行为本身昭示的是其悲悯情怀的缺席。就这一层面说来，有时表现出悲观主义倾向的鲁迅其实并不具有悲剧精神的品质〔16〕。在阿Q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鲁迅有什么命运意识，他压根就没有把这个形象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塑造，而只是用冷眼打量着这个可笑的小丑；似乎在他与阿Q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命运联系。阿Q本应该是可怜可悲的，他将“精神胜利法”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并没有什么错误，这不过是一个弱者出于无奈为自己寻找到的悲哀权利而已。可是，在怨恨心理的作用下，鲁迅格外突显了这个人物身上可憎可恨的品性，使其人格的深度及广度一并遭到大大的限制；同时也在接受者和阿Q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形象总是不能唤起我们共同命运感的主要原因。而一个耐人寻味的比照是，塞万提斯和福楼拜同样都是出于讥讽/启蒙之意分别塑造出了“堂·吉诃德”及“包法利夫人”这样两个富有民族时代症候的形象，但在阅读效果上，这两个形象却远远不像阿Q那样让人难以认同。相反，在他们身上，我们倒能够感受到某种程度人性的悲怆意味来。他们极易使我们联想到自身，联想到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与姐妹，他们在我们心灵深处唤起最多的是“哀”和“怜”的情感。但是阿Q却做不到这点，他丝毫没有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身上那种虽可笑却也不失几分可爱（天真）的影子，他不能以一个兄弟的身份被我们所接纳，因为他无法让我们亲近，只能让我们疏远。他在我们心灵深处唤起最多的只是“怨”和“恨”的情感。这种同等动机导致的迥然不同结果，不能不归咎于鲁迅因怨恨而失却的悲悯情怀。由此说来，阿Q似乎没有理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典型，他更多的还是属于鲁迅个人宣泄怨恨情绪的产物，恰若他自己所言，显现出了其“心里真是藏着可怕的冰块”〔17〕；从阿Q那里，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出鲁迅不自觉流露出的某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来。并且，也只是在部分上，阿Q可以承担中国民众劣根性的缩影，在另一部分上，他所呈露出的则是世界民众普遍拥有的人性弱点（如“精神胜利法”）。因此，把阿Q整个看做负面国民性的代表，明显是不尽合理的。
（二）
还应认识到，满怀怨恨的心态去启蒙，损害的不仅是被启蒙者，还有启蒙者本身。可惜鲁迅最终也未能明白这一点，这使他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依旧持守着自己不宽恕的原则：“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8〕怨恨牢牢纠缠住了鲁迅的心胸，令其境界再也无法提升。结果，作为奴隶的代言人，他一直就没能以精英者的身份超越奴隶视景的制约。虽然他一度崇尚尼采的哲学思想，但尼采有关怨恨情绪的批判，他却并不知悉。他只看到了尼采是一个“超人哲学”的倡导者，却颇不晓得尼采的哲学宗旨就是“向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19〕。尼采认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这样的存在物，他们不能用行动做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一种凯旋般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其方向必然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了自己——正好属于这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首先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生理学上讲，它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粉墨登场，它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应。高尚的价值观方式正好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它的出台和成长都是自发的，它寻求其对立面，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欢乐愉快地肯定自己。它的否定概念，如‘下等的’、‘卑贱的’、‘坏的’等，与它本身的肯定概念相比较而言，是后来形成的、模糊的对照图像。它自己的基本概念完完全全充满了生命和激情，即：‘我们是高贵者，我们是善人，我们是俊美的，我们是幸福的！’”〔20〕在尼采那里，“病患即是怨恨的本身”，“没有任何东西比怨恨的冲动更能消耗人的精力了。气恼，病态的多愁善感，无力报复，复仇的渴望，格式各样的混合毒品——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显然都是最不利的反应方式，因它是对神经活动的快速消耗，一种对有害消耗的病态增长”〔21〕。德勒兹对此曾这样阐述道：“怨恨者把任何一种事物都视为一种冒犯，并认为这种冒犯的程度与事物对他的影响恰成比例。对他说来，美和善必定像他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幸一样令人讨厌。……怨恨者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痛苦的存在：他的意识逐渐僵化，他体内刺激的变化日趋迅速，侵入自身的痕迹日益沉重，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22〕他还将尼采所论述的怨恨情绪的决定性特征概括归纳为“不懂得赞美、尊敬和爱”、“消极被动”以及“相互归咎、分配责任、无休止的非难”〔23〕等几个方面。由此看来，鲁迅的诸多人格特征都可以从其怨恨心理那里寻求到解释。许广平说他“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24〕，这实际上指出的正是怨恨心理带给鲁迅的性格表象。只要这种心理没有克服，鲁迅就不可能得到片刻的内心平静。
当然，我们知道，鲁迅一生都是生活在不安之中的。他自始至终就没有脱离过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地界，总是在不停地搜索着敌人的影子。鉴于此，所以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25〕。这种推测能使其随时随地感应到敌人和战场的出现，一如他离开多敌的北京高校，刚踏进厦门大学的门坎，便即刻嗅出了战场的气息：“……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26〕即使他此后又逃到广州、躲到上海，遭遇的也是同样不令自己顺心的处境，以致他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感叹了：“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27〕如此长期紧张而多疑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不戕损鲁迅的身心。对于敌人的寻找、想像以及斗争，在加剧着他日趋沉重的怨恨心理，反过来，这种心理又会刺激他对于敌人的进一步寻找和想像。结果，甚至众叛亲离也成了他难以避开的现实袭扰，而亲友的忘恩负义则更令他坚信现实之中处处充满了恶意：“……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