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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这是……”
瓦西里讷讷着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显然是忘记了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过于复杂的名字阿斯兰别克。
“米隆，”阿斯兰替他说，“我叫米隆。这样更简单些。”
“对！”瓦西里赞许地点点头，“他叫米隆。他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是我们的人。”
大门开了，汽车平稳地开进去，停在一幢三层大楼的台阶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其他几个警卫围着大楼和在空空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这是什么，是什么人的别墅吗？”米隆问。
“嗯，差不多，”瓦西里答应了一声，“我们称为康复中心，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
“这里也有医生吗？”
“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时间。但是需要的时候就有。随便什么科都有，而且是最好的。”
显然，米隆——阿斯兰想，在这里治疗的都是些大人物和大老板，只要他们不在，那么医护人员也就走了。瓦西里说，科室齐全，医术精湛。大概，邀请什么科的医生取决于大人物生什么病。也有相应的报酬。
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痛快。奇怪，一个姑娘家，中学生，而且身患重病，怎么跑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在这里对她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却有整整一个支队武装到牙齿的警卫。
现在是深夜，他已经躺到了自己临时新住所的床上，米隆第二次想到自己陷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为什么那个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难道把她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她治病？又为什么不能对她说她是在喀尔巴阡山？从她同瓦西里的对话判断，她是被强制带来的，一句话，是被绑架的。但是，其实猜测有什么用，可以去问她自己，对，就这么办。就在明天早晨上课时。
塔什科夫同尤拉·科罗特科夫一道到医疗放射学应用研究所去。他们决定不提前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约定。他们认为，反正薇拉肯定会事先通知他。沃洛霍夫的诊室锁着门，在诊室的主人没有到来时，他们只好在门外的走廊里坐上整整一个小时。第一眼看见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张讨人喜欢又不加掩饰的脸，科罗特科夫就明白，出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米沙·多岑科灵活的指挥下画就的肖像，非常非常接近原型。在意外成功的后面，总是紧接着失败，而且成功越辉煌越重大，失败也就越惨痛越显著，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根据自己的侦探生涯体会得十分深刻。
沃洛霍大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位刑事侦查员。他打开诊室的门就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和尤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了几秒钟，跟着走了进去。
“您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礼貌地打招呼。
沃洛霍夫向他们抬起了眼睛，又困惑莫解地眯缝起眼睛。
“你们好，有事请讲。”
两位侦查员作了自我介绍，并简要地讲明来意。沃洛霍夫绝对平静地听着。
“很遗憾，我未必能为你们效劳。我从来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的病人的丈夫。”
“您要明白，在更大的程度上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姑娘。他曾经安排她来找您，”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们一定要查明这个姑娘是谁，她可能同他的死有牵连，或者知道重要情况。”
“但是我可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沃洛霍夫耸耸肩膀，“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听她丈夫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姐妹。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细节？”科罗特科夫央求道，“您明白，死者的同事很多，其中一半人都有姐妹，她患的什么病？”
“我哪能知道？”沃洛霍夫摊开手，“这个病人我也没有见过。据我的理解，问题恰恰正是要诊断她患了什么病。”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开始约定的是他们星期五来访，后来又推到另一天，因为你另有要紧事，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
“您把这个情况提前通知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了，是吗？”
“当然，我提前通知了。在首次预约日期的前一天。”
“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的？通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不是，我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时间？”
“早晨，我刚上班。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您要明白，查清奥列格牺牲前几天的行踪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关于他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所有情报对我们都有价值。您是给他的家里打的电话吗？”
“当然。我没有别的任何电话号码。”
“在几点钟？”
“嗯，大约……早晨8点左右。在8点到9点1刻之间，这更准确些。”
“你们谈了很久吗？”
“根本不久。我向他解释了情况，并且请他把咨询时间从星期五推到下星期一。他同意了。这就是全部谈话。”
“请您说说，您早就同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相识吗？”在此之前一直暗中观察沃洛霍夫的塔什科夫抓住了主动权。
“从我给她看病开始，”沃格霍夫回答，“我们的相识是医生同病人的相识。”
“再具体一些？”
“一年左右。”
“这够久的，”塔什科夫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过家庭问题吗？她没有说起过她的丈夫有对头吗？”
“亲爱的，您别混淆不同的事情，”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宽厚地笑了，“她丈夫的对头，这绝对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他的个人问题和公务问题。至于家庭事务，当然，我倒是经常向薇拉·尼古拉耶芙娜问起，因为现代医学确证，绝大多数疾病，特别是妇女疾病的发生和加重，都是对家庭不和的回应。比如，可以连续几年给某位女患者治疗湿疹，邪门，为什么最好的药也不管用？事实上，她的家里鬼知道闹些什么，她整个人一天到晚神经紧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治，湿疹也不可能消失。”
“就是说，关于她的丈夫，您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思的情况？”
“唉！”沃洛霍夫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们在我身上白费时间。”
“好吧，打搅了，请原谅。”两位侦查员站起来，“祝你好运。”
他们默默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楼梯口，顺梯而下，没有再交谈一个字。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拐角，放着一只高脚烟灰缸，上面有一行字很醒目：“不得抽烟。”其实，烟灰缸里满是烟头。科罗特科夫停下来，掏出了香烟。
“有什么要说？”塔什科夫问。
“没什么。你不喜欢这位大夫什么？”
“整个人。我不喜欢这位大夫，是因为他极像我们怀疑制造四起谋杀案和绑架孩子的那个人。”
“你得了吧，”萨沙瞪起了眼睛看着他，“当真？”
“绝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们的角色也是一位医生。”
“那为什么你……”
“照你看来，我应该怎么办？给他戴上手铐，带到彼得罗夫卡去？我没有捕人勋章，按第一百二十二条的方式拘留他无论如何也够不上。难道我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了？抓住他的手了？莫斯科的医生何其多也！每十个人中必定就有一个像我们掌握的口头描述那样。现在这个沃洛霍夫无处可藏，有了名字，地址就能查到。我们悄悄地工作，查明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现场。”
楼下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上了楼梯。于是尤拉不做声了。不再做声还因为研究所的同事们会听见，他怎样大声对尊敬的科学博士制定计划。脚步声临近了，在转弯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接着是穿淡黄色真丝坎肩的后背。女人转过身，开始迎面走上来。这时，塔什科夫急忙把没抽完的烟头扔进烟灰缸，他的脸分明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
“天哪！卓娅，是你？”
女人僵住了，接着她咧开嘴唇羞怯而惊异地微笑了。
“萨沙！塔什科夫！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我也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你说什么，我哪行。我来治疗。”
“要紧吗？”塔什科夫不安地问。
“不要紧，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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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她比他大三岁，根本没有发现可笑的五年级学生萨沙，因为她已经上八年级，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尽管她学习相当不错，从来没有违反过纪律，但是老师们都恨卓娅，而且恨得很强烈。这一点全校都知道。与女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优点相并列的还有一条很大的缺点：天生的文理通顺。如果这条缺点只是表现在完美无缺的拼写中，尚且可以忍受，但是卓娅竟然放肆地跟老师们争论，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的文法错误。唉，这些错误出现的频率比礼节更高。最早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在她上六年级时。卓娅拿到经过批改的俄语书面作业，其中“写”这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被老师画上了红道，在上面用红笔挑剔地写着一个字母。姑娘莫衷一是，又是查教科书，又是查字典，但就是查不到老师写的那个奇怪的单词。她带着孩子的天真，直接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女教师自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傲慢地建议卓娅更好地背诵规则。卓娅知道规则，而且除此之外，她能够单凭视力“找出”不正确的书写，甚至如果对这一点教科书里怎么写记得不准，如果印出来的卑词扎眼，就意味着它印得不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骗过她。就是处于谵妄或催眠状态，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也不会犯拼写错误，或者在不需要的地方打上标点符号。
因此女教师的反击没有让她下不来台，也没有把她弄糊涂。她拿上自已被画出了“错误”的练习本、教科书和字典立即径直到了教员室，把学校所有的教师叫到现场主持公道。一位老物理教师哈哈大笑，承认当然是卓娅对，但是其他教师的反应就不尽一致了。他们没有明确表态，请卓娅离开教员室，借口要在课间休息结束前研究几个“业务”问题。当门在姑娘身后关上时，一群女教师异口同声地指责物理教师说：
“您疯了，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怎么能允许孩子批评老师？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而您却让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怀疑她。怎么好意思！”
“尼娜·斯捷潘诺芙娜不通俄语，难道是我的错吗？应该是她不好意思而不是我，更不是卓娅。同事们，我不得不让你们伤心。不过，标准规范的母语知识现在太少了。你们大家都写错别字，虽然不至于泛滥成灾，但是经常写错。所以你们等着瞧，这类错误会层出不穷。这是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的铃声。”
但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铃声却没有震醒自身文理不通的老师。他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决定给姑娘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在地理课上，她被叫到黑板跟前，给她出的都是些表现问答，虽然她回答得十分准确，严格按照教科书，指点地图上的各个地名一次差错都没有出。女教师轻而易举地提出了几个远远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范围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卓娅一点也没能答出来，班级日志上记上了她有生以来第一个刺眼的“二分”。
“惭愧，斯米尔尼亚金娜，”地理老师幸灾乐祸地说，“你的家庭作业做得很差。我早就注意到你这一点了，但是我宽容了你。下不为例。我现在每堂课都要问你，所以你要好好记。”
到周末，卓娅除了物理、英语和体育课之外的其他课程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教物理的老头不违背自己的原则，而且为自己的拼写心安理得——老经验了。英语老师阿拉·谢尔盖耶芙娜认为这个问题对自己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她的英文书写非常规范。至于不久前刚到学校来的体育老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他没能给卓娅出难题，尽管他很想：她的体育素质非常好，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田径组训练。必须赞扬塔什科夫的是，他没有参与集体整治六年级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愿望。
但是女教师们全力以赴。“二分”和“三分”从各个方向伴随着诸如家庭作业做得不好、笨头笨脑之类鄙视的责难向卓娅袭来。但是到学年快结束时，不得不“刹车”。按照所打的分数，卓娅应该被认为成绩不好，要留级一年，而留级在当时披认为是老师的次品。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