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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隶属满洲正黄旗，不过，他的始祖却是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后来土默特氏灭了纳兰部，占领纳兰部领地，遂以纳兰为姓。纳兰氏属海西女真叶赫部。在十六世纪中叶，叶赫族成了海西女真的一面旗帜。1593年，叶赫部领袖纳林禄率领海西女真各部三万人马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但努尔哈赤英勇善战，设下圈套，一役便将海西女真诸部打得七零八落。纳兰性德的高祖金台什，在战斗失败时自焚而死。后来随着满族诸部的融合发展，努尔哈赤纳金什台的妹妹为“妃嫔”，纳兰氏生下了皇太极。直到清兵入关时，曾为臣虏的纳兰氏变成了显赫一时的贵族，统属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正黄旗下。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官僚，康熙二十一年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后晋升为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
纳兰性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十七岁时就读于太学，十八岁时即中举人。十九岁那年，因病未能参加殿试。纳兰性德在二十二岁时，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这一次他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授予他三等侍卫之职，后来荣升为一等侍卫。
在我的印象中，御前侍卫个个都是飞檐走壁、武功不凡的高手，武侠小说中描绘过的“血滴子”更是令人恐怖，不料堂堂御前侍卫竟能写出至柔到情的词来。在他的侍卫生涯的几年中，纳兰性德一直都在康熙身边左右奔忙。康熙几度南巡，纳兰性德伴其左右，与皇帝一同顾盼江山，不知有多少人都把这种机会看成是一种无限的荣宠，并且终生为之奋斗。清代名士高士奇出身寒微，卖字为生，后来经纳兰性德父亲的推荐，做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经常跟随侍卫们一起当差，写出了“身随翡翠从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的诗句，一副小人得意的忘形之色溢于言表。
但是纳兰性德这位贵胄公子却对“侍卫”这一职位并无兴趣，他虽然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却不甘心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这个尊贵而又碌碌无为的位置上，做皇帝御座前的小摆设。他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在一首《忆秦娥》中，他曾直抒胸臆：“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拟将欢笑排离索，镜中无奈颜非昨。颜非昨，才华尚浅，因何福薄。”
纳兰性德也曾把目光投向恬淡脱俗的生活，渴望能与爱妻长相厮守，过一种平淡的日子，但这平常的日子对他来说，却是不能，“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只能在“山一程，水一程”的羁旅之中，写下“聒碎乡心梦不成”的凄凉诗句，只能在妻子身亡后蘸泪写下令人伤怀的悼亡诗：“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支枕怯空房，且拭清坫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在支枕难眠的秋夜里，他与爱妻已是生死两岸，只能凭借想象的翅膀，勾画出爱妻在另一个世界里为他赶制寒衣的情景，读罢令人断肠。
身处名利场中的纳兰性德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不仅忠于爱情，而且更重友情，他不重门第，广交寒门布衣不肯媚俗之人。凭借文化人格的相互吸引，他与朱彝尊、顾贞观、陈维崧等文化名士结为至交。
江南名士吴兆骞在江南科场泄密案中受到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的宁古塔。吴兆骞的故友顾贞观将他写给吴兆骞的那首一字泪千行的《金缕曲》拿给纳兰性德看，性德看罢十分感动，声泪俱下。他知道顾贞观是一个情真义重的人，决心对他的朋友假以援手，但他同时还知道官场的盘根错节，营救朝廷流放的罪人关系重大，所以答应顾贞观以十年为限。顾贞观一听就急了，他对纳兰说：“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 顾贞观这一催逼，倒显出了典型的书生气，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没见过这样求人办事的，且不说我们见不到像纳兰性德那么大的官，即使能见到，人家不摆官架子已是我们平头百姓的幸运，如何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也不让人家研究研究？纳兰性德倒真是拿自己的好友没有办法，谁让他那么喜欢文化人呢？
一贯不参与政治斗争的纳兰性德为了朋友，只好恳求他的父亲、位极权重的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终于在康熙二十年使得吴兆骞在有生之年得以生还，这在流人之中，实在是难得的幸事。
纳兰性德身处康熙年间，适逢大清盛世，却常作兴亡之声：“江南好，城阙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马，遗踪陌上有铜驼。玉树夜深歌。”明王朝故都金陵的败落，使得诗人发出了感怀兴亡的慨叹。书写兴亡，本是历代文人的本事，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际，总是要有一些遗老遗少们站出来感叹兴亡。但纳兰性德却与洪癉、孔尚任等人的境遇不同，因为他一直处在统治集团的中心，却总是“愁似湘江日夜潮”。
人在繁华处，却作兴衰言，不知道诗人是不是对在他身后二百年的列强瓜分早有预感？能在别人沉醉的时候醒着，在别人麻木的时候痛着，这就是诗人的品质。
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在跟随皇帝南巡后回到京师，五月间突染重疾，一病不起，1685年5月，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溘然长逝。在他身后留下的只是三百四十二首《纳兰词》。
透过数百年的沧桑，我们重新审视纳兰性德，他已不再是皇帝的侍卫、权臣的儿子，而是对待爱情至纯至真的容若；是对待朋友至情至义的容若；是在翡翠丛中、鹅黄队里最为苦无知音的容若；是在名利场中最不屑于弄权的容若。
当围绕在他身旁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尽之后，诗人终于回归于诗人的本身。王座之下，他的背影始终都很孤独，因为这是诗人所必须承受的命运，所有献身于文化的人，没有人能够逃得过这种宿命。
我看电影（三）
？ 王 怡
《子夜的太阳》
一个出身中下阶层的男爵，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蹲在河边看见前来视察灾荒的国王，一个人远离侍卫，孤零零地站在河水泛滥的岸边。这个男孩感受到了国王的寂寞，他对自己发誓，长大以后要到国王的身边，去帮助他。国王的队伍离开后，小男孩把一块石头放进鞋子里，坚持徒步走回家去。
他以这种方式和国王一起受难。以这种方式企图接近那个在他眼里伟大的灵魂。
这是君主制下最美丽的一个瞬间。
多年以后当小男孩成为男爵，成为国王身边的第一侍卫。他的信仰轻易地被一场肮脏的赐婚击得粉碎。他离开国王，离开世俗的生活，成为一名隐居苦寒之地的教士。他从一种信仰之中跌落，在另一种信仰之中，将一块更大的、更为尖锐的石头放进了朝圣者的鞋子。
塞吉士修士以后的命运，已激不起我的关注。这部影片让我陷入沮丧，像是一块石粒被塞入了大脑，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喃喃自语，并不断发问：在一个既没有国王、又没有上帝的时代，我的信仰还会朝往哪一个方向？
辛亥革命以后，信仰的可能性，究竟是被打开了几种，或者是被堵住了几种？有哪几种，我们可以一一数出来吗？
一位女子在雨夜里前来诱惑塞吉士修士的那一段，像极了伯格曼的影片。让我想起他的《处女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斯基在片中还是那么美丽。
《少年郁达夫》
“五四”诸位大家中，自然是郁达夫值得香港导演一拍。因为《沉沦》里面，有自慰，有偷窥，还有女人的裸体。
大家都当《沉沦》是自传体，所以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之前，郁达夫便在影片中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的那一段故事。民族主义与个体欲念的纠葛，是这部影片企图而无力把握的。“我没有资格恋爱吗”？这是郁达夫对日本友人的呐喊。当一个人的青春期不幸与国家的存亡之秋相重叠，谁是有罪的，谁的欲念和谁的振臂高呼，才是正当和高尚的前途？
那个回国抗议袁世凯的学生代表，不过令人想到西儒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当那个和日本女人结婚、有了孩子，因此被爱国者们耻笑的留学生决定回国帮助革命时，郁达夫骂了他。达夫说：对国家而言，你不过是四亿分之一，但对你的妻儿，你却远远不止三分之一。戴眼镜的留学生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还有中国吗？
谁更理直气壮？谁需要更大的勇气？萨特曾经讨论过二战时一个法国青年面临参军卫国还是奉养老母的两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困境，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进行选择或者对其选择进行指责。我看到这里，想起胡适先生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他也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胡先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是达致“国家主义的惟一大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究竟是作为终极目标的“道”，还是作为途径和路向的“道”呢？中国哲学中这个最高范畴的“道”，其实就标明了目标与手段的合一。
在香港电影《鹿鼎记》里，韦小宝听师父陈近南说，吴三桂是所有汉人的仇人。这厮居然说，那我已经给天下人报了仇了。皇上将建宁公主赐婚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而我，早已把建宁公主的肚子搞大了。
那个戴眼镜的留学生也可以这样说的，我干我的日本老婆，就是在干革命。
《青 蛇》
当法海审视苍生，目睹世人的蝇营狗苟，他用悲悯与藐视的口吻说出了这部电影里的第一句台词：“人！”
当他感应到蜘蛛精在云中作法，疾疾而走，法海飞身赶去，用同样的口气给犯罪嫌疑人定了性：“妖！”
这个虚拟世界的阶级结构就出来了：神—人—妖。
我就想到刘宾雁早期的名篇《人妖之间》。谁是人，谁又是妖？法海这样的执法先锋和贝利亚一样的清洗者，那种超越众生之上的裁量权又从何而来？当蜘蛛精求告无门，百年修行被法海收走，法海强调说：“妖就是妖。”
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同义重复。“妖就是妖”的意思就是血统论。无论你如何向善苦行，异端就是异端，反革命始终是反革命。休想混进革命者和统治者的队伍。
蜘蛛精和白蛇、青蛇都毁在这种血统论下。血缘的身份被革命一举洗刷后，在崭新的权力身份与官僚制下，年轻的遇罗克写下这样的句子：“任何经过个人努力无法达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对于蜘蛛精和白蛇来说，这是迟来了千年之久的福音。
西湖边上，从一开始，弥漫着的就不是自由的爱情。但在小青诱惑法海的一场戏中，这个魔障丛生的半人半神、上天的选民，他的阳具竟然也开始了自由的勃起。
所以小青说：“你输了。”
《刺杀肯尼迪》
约翰·杰温斯波说过：“对政治的怀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
刚刚从老家出来读大学，看到许多美国电影，简直被吓坏了。在银幕上，好莱坞塑造了一个无恶不作的联邦政府。或许胡佛时代的FBI也把美国人吓坏了。这个政府干了一件坏事，好莱坞就编出几十件坏事来拍电影。要有一个阴谋败露，大家就想恐怕还有一百个阴谋没有揭露出来。你要有三分坏，电影里就有十分坏。比如梅尔吉布森主演的《阴谋论》，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可能没有阴谋瞒着人民的。
奥立弗·斯通的电影都是在与政府唱反调。问题在于：现在有人拍了一部电影说刺杀肯尼迪的其实就是联邦政府。这时政府就尴尬了。禁止吧，说你心虚，沉默吧，说你默认。俗语说得好：不瞎不聋，不做公翁。政府何尝不是如此，最明智的就是干脆睁只眼闭只眼，保持中立，不表态。
但这就有个权力递接的方式问题。孟子说“天子受命于天”，胡克说“王权神授”，教皇主张“圣彼得使徒继承说”。这些都为权力的神圣与正当性张了目。你骂谁都可以，就是不能骂天骂神骂教会。那个将皇冠戴在我头上的人都是冒牌货，我岂非也是冒牌货。那还怎么能不表态呢。中立也中立不了。
但在选举制下，你说上届政府如何无恶不作，我也可以中立。我的权力又不是上届政府给的，是你们选出来的。他坏关我什么事，你们自己没有选好，遇人不淑，我只有Say Sorry，但不会说Apologize。
除非你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是以前的君主或领袖私相传授。那么一直上溯到最初的统治者，都是骂不得的。其中一个有问题，现在的合法性就有了危机。
肯尼迪究竟是不是FBI杀的呢？反倒成了细微末节的事。
《孤 军》
这一段历史是我们身在红旗下的盲点。
1954年，国民党政权接受四国会议要求，从缅甸仓皇撤走四万“反共救国军”，但还有十一万将士和眷属被国民党扔在了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丛林中。这些中华儿女失去了祖国、信仰和安全，一部分驻扎金三角，成为毒枭。一部分缴枪，被泰军收编，成为与缅共作战的炮灰。最后的残留人员在六十年代末宣誓效忠，加入泰国籍。这部影片讲的便是其中一支“贺志坚部队”的悲惨故事。
当我陷入这样一部把国民党将士当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