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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雄时代
尼采试图创立新的宗教，同其他任何教主式的人物一样，亦需对传统思想作一清算，即判教。在他的心目中，有两种社会，两种文化，均以苏格拉底为界。苏格拉底之前，是他心仪的理想社会，即悲剧精神的社会。在此社会里，一切都是自然的：自然的社会秩序，自然的生命力，自然的斗争方式，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国家，强者的意志就是一切事物的法则。而苏格拉底以来，一切都披上了虚伪的外表，人也就在各种思想、教条、规范的约束下，变得苍白而虚弱，谦逊而虚伪。在尼采看来，这二者，前者为文化，后者为文明。在由文化而转为文明的过程中，苏格拉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尼采特别仇视和肆意诋毁苏格拉底的原因所在。他称苏格拉底哲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为“苏格拉底主义”。在《看哪这人》中，尼采自称他的《悲剧的诞生》有“两项带根本性”的贡献，一是对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认识，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并且是“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用‘理性’反抗本能”。他称苏格拉底为“魔鬼”，为“病毒”，为第一个敢于单枪匹马向整个希腊世界挑战并敢于向人们“灌注那媚人的迷药”的人。自此之后，人类美好的精神大厦倾颓了，荒废了。
每个时代的西方文明都曾经试图从希腊人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他们处在一种不愉快之中，因为每次不管他们有了如何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具有独创性及值得衷心赞佩，但只要将它们拿去跟希腊的模式一比较，便显得黯然失色，没有生命力。〔13〕
“苏格拉底主义”是尼采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政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导致“个人的幸福被置于普遍的幸福之下”，用制度、法规等等保护平庸的大众，尽可能地扼杀英雄人物和高贵的种族；就国际关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奉行世界和平主义，视邻邦为友邦，用一种“博爱”的虚假口号掩盖了国际争斗的残酷现实；就哲学而言，苏格拉底主义使哲学家“成了集体的害虫”，不仅“消灭了幸福、美德和文化”，也消灭了哲学本身，因为它“只是简化事物和使它们庸俗化”；就神话而言，“民族的丑八怪的苏格拉底则杀死了伟大神话在希腊的权威”；就艺术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将艺术哲学化，即“哲学观念便开始和艺术纠缠在一起了，而迫使后者渐渐向辩证的路子上走”；就宗教而言，苏格拉底主义造就了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而此宗教乃是导致人类败坏最有毒的腐蚀剂；就伦理道德而言，苏格拉底主义为庸人和穷人辩护，是一种最不道德的道德观；就教育而言，苏格拉底主义毒害青年，把他们培养成颓废、虚伪、软弱、没有血气和骨气的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提倡科学，强调世界的可知性，从而使人类只有知识而无智慧，割断了他们同自然那种原本不可能分割的联系。
正因为尼采将苏格拉底的学说视为万恶之源，所以他的“铁锤”之目标也主要是这位雕刻家的儿子，并公开声言：“苏格拉底与我难解难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他战斗。”〔14〕
然而对于尼采来说，批判传统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使命不在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是为了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他不是仅仅催化旧事物的死亡，而是为了新事物的诞生。《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书名就很明确地道白了这一点。具体说就是，他批判苏格拉底主义、基督教乃至当时德国的文化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即在扫除传统与观念之基础上创立他的酒神教。用尼采自己的话说：“让一切东西破碎吧，还有许多房子得盖起来。”又说：
现在，人们都以歌声和舞蹈来表达他的意思，如同一个高境界团体中的份子。大家忘了如何走路，如何说话，人们只是达于飞舞之境。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了一种喜悦，由着他，唱出了自然力的歌声，这个能力又使得动物能发为言语，大地涌出美乳与甜蜜。他觉得他自己简直变成了神，他的步伐意气扬扬，充满欢欣。犹如同他在梦中新见的神校话恪２辉儆幸帐趿耍约阂驯涑闪艘患帐跗贰Ｓ钪娴拇丛炝ο衷谟伤男纳竦粹校瓜至顺隼础Ｕ馓踔┮唬馕按蟮穆恪！�15〕
这既是尼采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也是他着力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不论何者，皆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即“自然”。也可以说，尼采哲学的宏旨就是劝谕人们抛弃文明，回到自然状态，颇似中国的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对于此种自然状态的社会，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中作过清楚而又详细的描述：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政治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上面的这几段话可以看作尼采的哲学宣言，亦可视为他的理想蓝图。所谓“更加自然的”是相对于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因为在尼采看来，由于浪漫主义思潮，欧洲人亦开始变得浪漫起来，一如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说的：“有一种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回返到悲剧的时代的倾向。”尼采所希望的，便是德意志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回到真正的悲剧时代，让酒神精神统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心灵世界。
“回到自然”，在近代的西方，并非只有尼采提出过这样的口号。自十七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大多重视对人类的“自然状态”的研究，以说明国家、法律、制度产生的合理性。有的思想家甚至以此为前提而构想自己的理想社会。比如卢梭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一切都是好的，文明产生之后，却又一切都变坏了。又如康德虽不主张回到自然状态，但他又同时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16〕再如马克思，为了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样需要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
不过，尼采与这些思想家又大为不同。一，他所向往的自然状态，既非恶，亦非善，而是“善恶的彼岸”。虽然在他的笔下，权力意志统治的悲剧时代颇像霍布斯《利维坦》中所描写的那样，即人对人就像豺狼一样。但是，尼采却认为这并非为恶，而是人性的充分体现，是对生命力的肯定。二，尼采的悲剧时代并非真正的原始时代，而是由原始到文明之过渡期的英雄时代，亦即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代”。三，卢梭、康德和马克思等人的“自然状态”，很大程度上只是就原始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制度而言的，而尼采的悲剧时代则主要是就人们的精神气质而言的，尽管他的理论目的在政治领域，即以此作为他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
就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看，尼采的悲剧时代绝非虚构，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历史阶段。这在古希腊，则为从荷马史诗时代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几百年历史；在印度为吠陀时代；在中国为西周以前的时代。在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中，人类亦确实生活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已经走出丛林，有了国家和法律，有了文字和艺术。另一方面，他们的文明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按照丛林法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有习俗的制约，但习俗亦是由强力决定的。这时候，人类尚力不尚德，而且宗教和道德亦未诞生。他们奉崇的是自然宗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宗教不能视为宗教，因为它没有彼岸世界和道德关怀，而这二者乃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本质性规定），神人不分，天人合一；他们既充实又欢欣，但同时对于大自然以及他们所构想的神灵世界又极其恐惧和害怕；他们崇拜力量，胜者为王；在部落关系问题上，他们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因而战争频繁，人们亦以战争为乐事，且以战士和英雄为荣。
恩格斯就曾这样说过：
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17〕
尼采是语言学教授，尤精于希腊文化，对希腊的英雄时代之历史与文化自然相当熟悉。而这时候的希腊历史与文化，主要见于荷马史诗和悲剧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的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所反映的是，这时候的希腊人精力充沛，尚武善战，不论是对命运还是对邻国，都充满着战无不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那些神校｝和人间的英雄，个个都是非常自我的，他们不依靠群体，而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战胜敌人和征服同伴，并由此体现自我的价值。特别是希波战争，希腊人以弱胜强，奇迹般地打败了波斯帝国。这次战争的胜利，根本原因乃是希腊民主制的优越，希罗多德就是本着这一基本认识而写他的《历史》的。可在尼采看来，战争胜利的原因，乃是因为希腊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即权力意志，或曰酒神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之后不久，雅典同斯巴达进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却是雅典败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是希腊人的领袖，波斯主要是雅典人打败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原来充满悲剧精神而勇敢善战的雅典人竟然输给斯巴达人，这在尼采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一个苏格拉底，他那套颓废的哲学使雅典人堕落了，柔弱了，从而不堪一击。尼采写道：
希腊人进步神速，但他们衰落起来也快得惊人。在希腊精神的最高峰过去之后，希腊在一夜之间就衰落了。仅仅一次挫折就足以使伟大的生活方式不能为继了：它像悲剧一样戛然而止。像苏格拉底那样强大的怪物，只要有一个，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苏格拉底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我认为，他是一个雕刻匠的儿子这件事是有象征意义的。〔18〕
雅典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为苏格拉底的学说所败坏，故而人们必须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即英雄时代），同时肃清苏格拉底主义的流毒，才能过上新的生活，找回他们“新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尼采的哲学框架，也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主线。
权力意志与主人种族
思想家欲营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大多首先从人们的精神领域着手，强调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模拟出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全社会效仿的榜样。此种思维模式，如果按照中国儒家的话语，就是“内圣外王”，尼采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模式而致思的。不同的只是：儒家的“内圣”是劝谕人们过道德生活，循规蹈矩；“外王”是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格模式是圣王合一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而尼采的“内圣”则是非道德的。不过，它虽与道德社会的“内圣”相背离，但却同样是对精神净化的强调，即劝谕人们放弃文明社会的道德枷锁，迈入“善恶的彼岸”；他的“外王”便是回到英雄时代，建立一种以民族主义为轴心的强权社会；其理想人格便是“超人”。正因为由“内圣”而“外王”，或者说“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故尼采的“超人”既是精神上的，又是政治上的。请看他对“超人”的描述：
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颤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这个获得了自由的人，这个真的能够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