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象形文化，自然容易想到汉字的象形，而在中国的大部分旅游胜地确实能找到汉字与象形文化的密切联系。比如在山石上凿出巨大的“爱”、“心”、“佛”、“缘”等字，于是游客们挤做一堆争相拍照，为此不惜浪费珍贵的半小时——每个游客在前呼后拥中旁若无人地独自搔首弄姿，结果却都成了集体照。仿佛与“爱”沾上边，他就人见人爱或至少能找到爱人了；仿佛在“心”的边上拍张照，就能证明他是有心人而非狼心狗肺了；仿佛跟“佛”挨个光，他就顿时“弗是人”乃至立地成佛了；仿佛与“缘”为邻，他就广有人缘、三生有幸了。象形文化及其范型思维就有这样的魔力，能够把原本聪明的智者，立刻变成智力低下的二傻子。
在黄山玉屏峰（其他山峰亦然）上，我发现好端端的雄奇山体上，被凿了许多诸如“大好河山”、“江山如此多娇”之类鲜艳夺目、恶俗至极的擘窠大字，原生态的山体那种浑然纯朴之美和地老天荒之感，顿时毁坏殆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觉得这些字美，或认为“书法”甚至“法书”为巍峨高山增色了，但确实有许多人为了这些字而拍照，他们宁愿把山体拍得不完整，也要把字拍得一个不少。我看不出凭什么要把“到此一游”视为恶习，却把从秦代泰山刻石和汉代勒石燕然就开始的这一民族传统，当作应该发扬光大的国粹。如果说初民的岩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的话（初民的祈禳仪式在光天化日下举行，他们有“神圣的理由”必须画在山岩上面），那么时至科学驱散神学巫风的今天，什么样的狂徒竟敢以神的名义在大自然的杰作上乱打草稿？或自以为区区几笔破字有资格与天地争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肯定是不朽的，但他却谦恭地把草稿打在自己的宣纸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画与黄山相比，是卑微的；如果他胆敢在黄山上打草稿，那么必将比他更伟大的后来者就更有资格在黄山的玉体上写字作画。这样一来，只要有十个勇于献丑的狂妄书画家，黄山之美就会被彻底葬送。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已被毁掉的极端例子，那就是苏州最大的名胜虎丘剑池，现在那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根本没有别的东西。也因此，那里成了我最讨厌的中国名胜，发誓再也不去。
更有无数的所谓“名胜”，信誓旦旦地凿上“孔子小天下处”、“李太白登临处”之类佛头著粪的大字（仿佛圣人谪仙游踪所至，时时有隐形场记做了精确记录，以便供后人瞻仰），似乎不死乞白赖地与古人履迹、名家题咏攀上亲，该处风光就根本不值寓目。事实上众多的历史迷们确实是买椟还珠地只看这些字，却对眼前的壮丽山河不屑一顾。更有甚者，不少骸骨迷恋者除了有字的去处，别处一概不去，沿途一概不看——他正在盯着旅游图，兴冲冲地直奔另一处有字的所在——以此证明他并非文盲。
我个人认为，浑朴粗犷的、未经任何文字玷污的自然山川是最美的，我对任何人的登临处都毫无兴趣。当我登临绝顶，我愿意体验一下属于自己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寂苍凉之境，廓然出尘之感。我也坚持认为，大自然的美景是全体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任何人（甚至伟人，因为在自然伟力面前，任何人都是渺小的）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胡涂乱抹永久留在上面，否则就是不可原谅的亵渎神圣，是对人类共同财产的任意作践，是对必将比古人和今人高明的后来者的鉴赏力的侮辱。
或许因为汉字的象形，中国人的思维也早已习惯于象形，误以为牵强附会的象形思维就是形象思维；可能还有人以为象形是最高级的思维，最审美的思维，乃至最美味的思维。比如，我们举世闻名的菜系的基本菜谱都是象形的，什么“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孔雀开屏”、“蚂蚁上树”等等，每个菜总要弄到你看不出本形、吃不出本味，直到弄成一个与菜的本形本味风马牛不相及的“吉祥”动物形状来才心满意足。其实这种“人定胜天”的造作，更符合中国智慧关于“妖异”的理解，所以我实在看不出这种象形有何吉祥可言。何况许多“美术菜”只是供看的，纯粹是暴殄天物的、腐朽糜烂的形式主义。象形文化的迷恋者津津乐道于《红楼梦》中凤姐喂刘姥姥吃茄子的一幕，因为神奇的中国文化，居然可以让从未种过茄子的凤姐教导种过无数茄子的刘姥姥“认识”茄子。刘姥姥的连呼“阿弥陀佛”，究竟是因为她的愚蠢，还是因为她遭到了千百年的愚弄？我忍不住要对凤姐以及所有象形文化的痴迷者说句粗话：你懂个茄子！
这种民间吉祥图案式的象形，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型。直到今天，结婚用龙凤烛，做寿献“百寿图”；你贴倒“福”字，我悬蝙蝠图；民居挂“喜上眉梢”轴，商家贴“招财进宝”鬼画符；乃至过年放鞭炮，既迎财神又驱邪；丧礼烧纸钱，既有纸人纸马，也有纸冰箱、纸彩电……这股象形文化的强劲巫风贯穿千百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依然在全民乃至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
不仅汉字原本就是象形的，象形文化的热衷者还可以使任何汉字像任何形状。在中国所有的旅游地，都有拙劣画匠设摊（去年我在苏州灵岩山，一路上去看到十多个这样的画摊），替游客把名字画成龙相凤形，如果你告知属相，也可以把你的名字画成鼠牛虎兔。象形文化在生肖领域中至今具有长久而广泛的生命力，令人浑不知今世何世。从中国人热衷于与动物的这种非自然的神秘联系，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从三国时代华佗的五禽戏，到后来的鹰爪功、螳螂拳之类，它们虽然具有极为皮相的仿生性象形，但实际上却是广义的“形意拳”，其中“形”只是表象，是组织拳法与学习拳法时的假借，而“意”却是根本。如果中了象形文化之毒，本末倒置地去其意而存其形，肯定学不好这种拳，而只剩下花拳绣腿。
象形文化同样侵入到中国文化中最优美的、美学意蕴最丰厚的传统母题中，比如把竹叶象形为“个”字（扬州有“个园”，为清代徽商黄至筠的私家园林），以致画竹成了写一大堆“个”字。对竹子这一审美对象的固化，是对竹子的美学积淀的降格而非提升，难怪王阳明会因为对之“格物”而大病一场。又如把初生荷叶象形为“荷钱”，也几乎是对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毫无铜臭的荷花的反讽。而把表示不同理念的各种佛像手印笼统地象形为“兰花指”，名称固然动听，却是十分粗疏的外行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曾弄出不少象形的东西，比如在船舱上开的舷窗像扇形；计成在他的杰作《园冶》中也提供了许多象形的建筑样式，比如园林的门洞取汉瓶形。偶取一式，并与特定环境和意境臻于和谐，尚不失其出奇制胜或由熟返生的新意，但一旦成为思维范型或定式，那就禁锢了创造性，窒息了生命力。更何况，具体的象形其实远不如抽象的圆形或矩形朴素耐看。
甚至当代各种体育的、非体育的大型盛会上的团体操，也完全是象形的，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让满怀希望（因为得到媒体的隆重推荐）的观众大失所望。观众看到一些版版六十四的向日葵图案（表示欣欣向荣）、大帆船图案（表示一帆风顺）等等，感到自己被当成了幼稚园中的学龄前儿童。为什么除了僵化死板的象形图案，设计者就不能创造一些灵动的、抽象的、非象形的，但却能给观众以生动鲜活的审美愉悦的画面？图案固然也是美术，但仅仅是十分初级的美术——更何况翻来覆去总是这些图案！真正有个性、有美学意韵的造型艺术，都是反图案的。
象形文化的最新表演，或许就是田坛马家军把训练奇迹与“鹿”的奔跑联系起来。即便这不是一种江湖骗术，至少也是故神其技的夸示，而竟有如此之多的人信以为真，传为美谈，不啻是当代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一大笑柄，正如义和团吹嘘的刀枪不入成为今人笑谈一样。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在象形文化的末世，衰极而振，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到处都有的中华奇石展，也不过就是这一类的象形儿戏，以“像什么”来哗众取宠地招徕顾客——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石头。而原本极富天趣、颇有表现主义意味、妙在介乎似与不似之间的中国根雕艺术，近年来也日益刻画雕琢，变得“逼真”而恶趣起来。稍具传统美学素养的人都知道，“穷形尽相”或“过于刻画”，从来就是中国艺术的根本大忌。而黄山脚下的奇石馆和根雕展，普普通通的石头与根雕，动辄开价上万——当然是“专供外宾”；且不说这种把老外当阿木林的奸商作风有失文明古国的风度，最可笑的是以为凭着象形就奇货可居，殊不知反而暴露出审美上的幼稚浅薄。
让我们回到开头，再以黄山著名的云海为例，那该是最难定形、最难附会的东西了吧？然而旅游图片偏要命名为陈词滥调的“万马奔腾”和“白云苍狗”，似乎非狗马不足以娱声色。其实这不过是诗人兴会所至随意为之的比喻，须知“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荀子），再巧妙的比喻，不过是语言游戏，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文”，对石头、山峰乃至迎客松、送客松的命名皆当作如是观，可视为区别性或提示性标记，而非语言拜物教的对象。我们从诗人的游戏中应该领悟的是审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自由精神。如果把语言游戏也当作“神”加以膜拜，那么不仅“神”的僵硬空洞使审美逸兴完全虚脱，连“文”的游戏意趣也彻底丧失了——古人谓之“死于句下”。当歌中唱道“让我们看云去”，我们应该领悟的正是波谲云诡的大自然的自由精神，同时借助于心与物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超拔。从瞬息万变的云海翻腾中，牵强地指认物形，虽然也不失为一种富有童趣的儿戏——不少父母都让自己的孩子想象过“云朵像什么”——但如果连成年人也把这视为“看云”的惟一目的，那么可以断言，他一定是以文为神的人云亦云之辈，是拘于范型缧绁的思想囚徒。
我认为，象形化审美是一种极为初级也极为粗陋的审美——如果它也配称为审美的话。把“好山好水”弄得“恶形恶状”，把“自在之物”弄成“人文景观”，把“自然风景”弄成“文化名胜”，是对大自然的贬低和糟蹋，更是对他人想象力的强奸和愚弄。自然之美本质上是抽象而无法通约的美，这种仪态万方、不可归约的美，是任何象形、任何比拟、任何归类都无法加以穷尽的，因为创造自然的造化伟力并非人格化的上帝，它决不会有意迎合任何人的心理期待，更不可能以使某些石头像鸡鸭猫狗来显示“上帝的万能”或证明“大自然的奇迹”。大自然中永远没有“神迹”，也从来没有“奇迹”。退一万步说，即便有奇迹，如果命名者以为惟有自己能窥破奇迹并“天降大任”地由他来揭示奇迹，也是一厢情愿的独断论的黑甜梦；正如即便有绝对真理，任何人自以为掌握最后裁判权是莫大的僭妄一样。而每一个旅游者都必须明白，任何被命名的“奇景”，只是佛学所谓“境由心生”的幻象。撇开佛学对“境由心生”的根本否定，假设“境由心生”不失为一种审美方式，那么先在于你而被命名的任何“奇景”，仅仅是他者的心境所生，你至少应该找到自心，并看到自心所生之境——无论是否奇景，它是你自己的。那样的话，你也是你自己的，而非象形文化与范型思维的精神奴隶。
达·芬奇在他的著名《笔记》中写道：“当它（芬奇原指现代科学的“力量”，此处我把它引申为象形文化的范型思维）控制所有一切创造物，并且改变它们的处境和形态时，它也就急匆匆地迎来所有物的解体，并且由此而改变了自己。”其实我根本无须到西方思想中去寻求援助。尽管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形上学遗产相当贫乏，但至少在这一特殊领域，中国人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甚至独擅胜场。苏东坡在一千年前就知道“画图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具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山水画传统的中国人，在旅游乃至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什么时候也能够“形而上”一下呢？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大象无形。”因此决非偶然，被选做电影《红楼梦》中大荒山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恰恰是什么也不像的飞来石，而非别的“奇石”，导演谢铁骊可谓深得老子思想之妙谛。而庄子说得更具体更透彻：“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抽去其中反对知识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审美活动中借用这一学说，就是尽可能挣脱传统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的桎梏，放弃那些半吊子的皮毛知识（比如不看或忘掉旅游手册的介绍），脱略形骸地与大自然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赤裸裸相遇；跳出老君炉，炼就火眼金睛，放出眼光，目击道存，将是数千年象形文化重负之下的中国人的救弊之道。我想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千古名句，来结束这篇对中国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颇为不恭的拙文：“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看 破 妖 雾
？ 戴庆华
对于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主题有过各种不同看法，如认为是阐述哲理的，认为是弘扬佛教的，认为是宣扬玩世主义的等等。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这本小说也被认为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抽象化和幻想化”，写的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正义的一方理所当然地是孙悟空，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降妖伏魔的天界佛界（大闹天宫时玉帝和如来佛当然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