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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中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困难，因此病人可能不会达到我们所描述过的阶段或时期。当治疗过程成功地完成时，在他对人对己对工作的关系上，当然都会有明显可见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是结束一般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变化的确实表现，只有分析者与病人本身才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价值、方向、目标的初期变化。病人“心理症的自负”的虚伪价值，以及胜利、降服与自由的幻想所具有的虚伪价值，已大失其魔力，而病人已能更坚强且专心地去实现他与生俱来的潜能。然而眼前他仍需去解决各种隐伏着的自负、要求、伪装、外移作用，等等。然而，因自己的根基已更为稳固，所以他已能认出它们的底细：它们仍是成长中的一种障碍。因此他愿意揭发它们并及时克服它们，但此种“情愿”并非（或者至少是极其微少的）是激昂、暴躁得欲藉魔力去排除缺点。他已开始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困难的凡人，他也承认研究自己乃是生活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将工作付诸实行都是属于“实现自我”的一部分。就他自己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争取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的更明显、更深入的体验；努力奋斗以期更能开展自己的机智，而将之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上：努力奋斗以期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的生活方向，而能自我负责、自作决定。关于别人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以期使自己能真诚与人相处；以期能尊敬别人，而且把别人当成是拥有个人权利及特点的个体；并求发展互助的精神（而不以互助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关于工作，它意味着工作本身对他而言，远比满足他的自负或虚荣心还更重要；而且他的目标在于了解并发展他特殊的秉赋，同时也在于使自已变得更精进、更有成就。
虽然他以这些方式演进，但他迟早也会采取超乎他个人利害的步骤。他成长而超乎他心理症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更了解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人世间所涉及到的更广阔的问题。因为在他心目中已存有珍奇而重大的例外，所以他渐渐体验出，自己乃是团体或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他情愿而且能够分担他在团体中所该分担的责任，并会以最擅长的方法去克尽职责。就像年轻的商人一例中，这也许与他之了解他工作团体中的一般问题有关，它也可能关系着他在家庭中、社区中或政治场合中的地位。这个步骤相当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他个人的新眼界，而且也因为他之发觉并承认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已带给他内心的安定感之故。这种安定感乃来自于因积极参与所获得的“归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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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理论的探讨
弗洛伊德提出“泛性论”，而以原欲力、死欲及自毁的本能来解释心理症的发生；其实心理症并非因本能力量而发生，主要是因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性”困难只是神经症性格构造的结果而非原因，总之，佛氏的理论是悲观的，而本书所阐述的人性发展乃是乐观的……
本书所述心理症的理论，乃是从过去所讨论的观念逐渐演进而成的，在前章中我们已讨论过此种演进的含义。然而，在此我们还要详细推究我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心理症的整个理论变化。
跟其它摒弃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者一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发觉到神经症的的核心。概括地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因传统的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因素所致。由于未能对自己与别人建立起基本信心，于是儿童发展出基本焦虑，我将此种焦虑定义为，对强烈敌对的世人所产生的被孤立与无助之感。为了将这种基本焦虑减至最低程度，于是亲近、抵抗以及逃避他人的自发行为都变成了强迫性的步骤。虽然自发的行为彼此能相谐和，但强迫性的行为却是相互冲突的。由此所引起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他们都是有关待人的冲突性需要，与冲突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最先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纵容这些需要与态度且压制别的，以求本身的“统一”
这种结构有点过于简化，因为心灵内的过程与那些发生于人际关系间的过程相混相难了，因而无法一块忽略它们。它们各经由不同的论点而被阐述。我只想再提一些：如果不考虑为了此种需要──他所必需培植的特质与态度，那我就无法讨论为求情爱的神经症需要或任何对别人之同样需要。在《自我分析》，我所列举的神经症倾向中，有些具有心灵内的意义，诸如经由意志力或理由，以求统治之强迫性需要，或为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都是。就此而论，在讨论分析克嫘儿的病态依赖性中（亦见于《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曾精简地计论到本书同一章节中所叙述过的许多心灵内因，不过焦点则集中在人际间的因素。对我来讲，神经症主要还是人际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除此定义外，第一个明确的步骤乃是下一论点：关于别人之冲突可因自我理想化而解决。当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章中提到理想化意象的观念时，我尚未了解其全义。那时我发觉它只是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另一种努力罢了，而其特殊的整合作用，则正说明了人们所以会依附它之固执性。
然而在以后几年里，理想化的意象的观念成为了核心问题，许多新见解都由此演进而来。事实上，它真是通往本书所述之整个“心灵内过程”区域的门径。由于并用弗洛伊德的观念，我才了解了这种区域的存在，然而，因为佛洛伊德对它的解释，我所认识的只点点滴滴地，所以它对我而言仍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现在我逐渐发觉，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只构成了对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的错误信仰，它还酷似法兰克恩斯坦（Frankenstein）之创造怪物，而其所有的精力却都被怪物所吞占（作法自弊）。最后它会低估他成长的驱力与了解自己天赋潜能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兴趣于解决或克服他的困难，不再兴趣于实现他的潜能，而却专心地去实现他的理想化的自我。于是它不只导致经同成功、权力与胜利以求凡俗的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也引发了那种残暴的内在系统，他藉此而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圣人；它也引发了心理症的要求以及心理症的自负的发展。
由理想化影像原始观念所造成的这些结果，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当我将焦点集中于对自我的态度时，我了解了人们是如何运用那种与他们将自己理想化相同的强度及非理性，以憎恨并轻视自己。这两种相对的极端在我脑海中分立而停留了片刻，但最后我发觉他不只密切相关，而且事实上乃是一过程的两面。于是这就成了本书的主要课题：神圣的自我必定会憎恨他的真我。若将此种过程视为同一本质，则上述两种极端就会变得较易治疗，于是神经症的定义也因之改变了。神经症现在变成个人对自己及对别人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虽然此一课题在某种范围里仍是个主要的课题，但近年它已朝着两个方面发展。总象烦忧多数人－样迷乱了真我的问题，且已冲入我思想的漩涡里，于是我开始了解整个内在的心灵过程（此种过程以自我理想化为起始），乃是一种渐渐地脱离自我的过程。更重要的，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了解了自恨乃在于攻击真我。存于自负系统与真我间的冲突，我称之为主要的内在冲突，这扩展了神经症冲突的观念，我定义之为两种不能共存的强迫性驱力间的冲突。我开始发觉它并非是唯一的心理症冲突；主要的内在冲突，乃是真我的建设力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间的冲突，也就是正常的人格发展与为求证明理想自我的完美性的驱力间之冲突。因此，治疗主要是帮助趋向实现自我。根据我们这个团体的临床工作结果，所描述心灵内过程的一般确实性，已在我们心目中更格外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知识之体亦如我们之由普遍以至更特殊问题的研究而成长。我的兴趣亦开始转移至不同“种类”的心理症，或不同的心理症人格所产生的变异上，最初这些变异乃因对内在过程某一方面的了解与否而生。然而，我渐渐地了解了它们乃是因对于心灵内的冲突，所采取的伪解决法之不同而引起的，这些解决法为建立心理症的人格类型贡献了一新的──暂时性的──基础。
凡人一获得某种学理上的结论时，必会发起将此与同业者所作的结论相比较之愿望。他们究竟是如何发现了这些问题呢？基于简单而确切的理由──因时间与精力过于有限，而无法写出具体作品以及谨慎地仔细阅读，因此我只能将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一比较而阐述其相同、相异之之处，甚至于连这么有限的工作都会是困难重重的。只就个别的观念来比较，就想饱尝弗洛伊德获得某一学理的思考精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哲学观点而言，断章取义地以彼此相互比较，实为谬误之举。因此，详述并非有用，而详细说明时，其不同点会特别骇人听闻。
当我回顾追求荣誉所涉及的因素时，我又获得象从前正航向一极新领域时的感受一样：我对弗洛伊德的洞察力深感敬佩。它是最为感人的，因为他为科学的的蛮荒领域打先锋，而且排除种种阻碍性的理论前提而勇敢拓荒者。其创见中仅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所未能完全了解或者认为不重要者。其一，即有关我所描述过的心理症的要求【哈勒德（Harald Schultz…Hencke）最先认出神经症的要求在神经症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因为内心的恐惧与无助，而发展出潜意识的“要求”，这些要又可大大地转变而促成普遍的“禁忌”。请参阅哈勒著“Schieksal und Neurose”】当然，弗洛伊德发现了许多心理症患者极易向别人做过分而无理期望，他也发觉这些期望可能是迫切需要的。但他将他们视为是口欲的表现，而不了解他们可能具有“要求”的特性，亦即具有自觉有权该获得满足的需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见解与“要求”较为相近者，只有一处──病后的“附带收获”（Secondary gains），但这根本就是个最含糊的观念。】。同时他也不了解他们在心理症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此外，尽管他处处提及“自负”这些术语，但他并不认为心理症的自负的特质与其含义。然而弗洛伊德却着实地观察到病人之深信魔力或无能的幻想；以及其受自我或“理想自我”──自大、禁制之荣誉化等──如蛊惑情形；亦观察出强迫性的竞争性及野心，以及对权力、完美、崇拜、赏识的需求。
弗洛伊德虽观察到如此多的因素，却依旧觉得这乃是互异而不相干的现象。他无法了解它们均系一种权力趋势的表现，换言之，他未了解变异中的统一性。
有三项主因联合，而使弗洛伊德无法认出探求荣誉的的驱力的震击力，以及它在心理症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首先，他不了解塑造人性特质的传统条件的势力──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欧洲学者【】都普遍地缺乏此种知识。简言这，就此点而论，弗洛伊德将他在他周围所发现的对特权与成就的渴求，误认为是一般人的嗜性。譬如，为求极权、驾驭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都因此而无法让他感到是个值得检讨的问题，除非这种野心与一般被认为是“正常”的“既定”（公认的）形式相违背。弗洛伊德认为只当这种野心足以引起明显的障碍，或者（若发生于女人身上）当它与公认的“女性特质”相违背时，它才成为是个问题。
另一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之倾向于将心理症的驱力解释为原欲的现象（本能运动的表现）。于是自我荣誉化乃是对自我的一种原欲的迷惑表现，（譬如，有的人会像他之高估另一“爱人”一样地高估自己；一个有野心的女人会“实实在在”地因“艳羡阳具”而感痛苦；需要受崇拜乃是需要“满足自恋欲”的表等等）。于是有关学理上与治疗上的探究，就只针对现对现在或过去爱情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亦即有关对自我或别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注重自我荣誉化、野心诸方面的特性、作用与影响。
第三项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之进化论、机械论式的思考，它意味着现在的表殃不只受过去所制约，而且除了蕴涵过去外，别无其它内涵；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创造出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我们今日所目睹者，只是往日的变相而已。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看法，它“恰恰是等于原来的、不变的物质的再分布结果”。基于此种哲学前提，则过度的竞争性可满意地被解释为伊底帕斯情结（恋母弑父情结），或兄弟姊妹间彼此之相互敌视且未获解决的结果。“全能”的幻想被认为是固定于或退化至婴孩期的“原始自恋欲”的结果等等。于是只有用建立与婴孩期的某种原欲经验的关系，方是最“深刻”且最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与以上所述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就我的看法而言，此种解释如未积极阻碍了重要的病势，则其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譬如，假设有位病人已经知道他常常会太容易觉得被分析者所屈辱；他也了解当其亲近女人时，常感受到屈辱。亦觉得他不像其他男人那般拥有男性气概或男性魅力。他也许会忆及他被父亲所屈辱的情景──或许是与性行为有关的方面。由于从过去到现在，有好多像这些可资回忆的日子及梦存在，于是便有了如下的解析：就病人而言，分析者与其他的权威人士都代表父亲；因此，当病人处于恐惧中或感到受屈辱时，他仍依婴孩型式那种尚未解决的伊底帕斯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