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复刊之后，有一次我收到一篇南京的来稿，题目叫《跪着的人，站起来吧》。是讲某一个大人物在南京视察，有一天到秦淮河去时，两头封锁街道，断绝交通，把老百姓拦在外面的故事。这样的新闻，《新民晚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是我却利用这个题材，写了一篇杂文，投寄《人民日报》。登出的当天，《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就接到一个什么部的严厉电话责询：“你们怎么把的关？这篇文章是反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告诉他：“那你们写篇正动的来吧，我们也登！”对方说不会写，把电话挂了。
据我一个当时也在这个部作局级干部的朋友告诉我；那个部确实也开过一个局级干部以上的会议，议论纷纷，群情激昂，“照冯英子的说法，我们以后还要不要作保卫工作？”据说很多人是主张严加批判的，后来还是部长不同意这个作法，事情才冷静下来，不了而了。我也从不曾受到任何干预，我后来还写了一篇《论反动》的杂文，说说什么叫做反动。
这许多年来，我出了好几个杂文集子，有一个集子也得到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奖励，因此也就侧身于杂文家之列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人生的发展，与自然规律相同，其间若有天意焉。
我说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学写杂文，这个学字，带一点谦逊，不过我大写杂文，确实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理由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有人说，杂文是匕首，杂文是投枪，我以为杂文还是一种奉献，面对着这么多的时弊，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像前面所提的移山风波一样，听说在《也要移一移》之后，老早准备了不少文稿，打算围而歼之的。要不是曾彦修先生的拍案而起，胡耀邦先生见信即批，那我是可能碰到一次灭顶之灾的。但是，我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敞开了胸怀，献出自己那颗赤子之心，奋勇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记得我在《相照集》出版之时，曾引古人联语：“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把下联的“人”字改作“党”字，几十年来，我们信奉着党，追随着党，今天，有什么真话还不可以对党说呢？
《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的《导言》中，说我“自称是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才‘学习杂文’的，但他博闻强识，熟悉中国史事和古典文学，思想明敏，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运用资料，如数家珍，行文流畅自然，一片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此一段，不免面红耳赤，自觉惶然，但最后那句话，却正是我“事无不可对党言”的注解。
其实，一个新闻记者之成为一个杂文作者，倒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新闻记者要求的是“为民喉舌”，而杂文就是一种喉舌，言人所难言，为人所不为。这几年来，我已出了十几本书，其中大多数为杂文，今年，香港一家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射天狼》，天狼者，侵略星辰也，我射这个天狼，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一个中国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揭露你们，讨伐你们，你们睁开眼睛来，看看中国人民的愤怒的眼光，你们就会知道，要走这条侵略的老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此外，已经发出的书稿，大概也有两三部，说大概也者，有的书稿拿了出去，还在天空飞来飞去，等待着一种变化多端，无可捉摸的命运。
我生于一九一五年，正月里就过了我的实际年龄，号称八十三岁，并无虚夸，而活过这个世纪，也不算奢望，纲纪不振，世事如麻，作为一个杂文工作者，除了奋然前行，其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写于上海
昨日的一则故事
？ 傅白芦
史海钩沉
《顾准文集》出版后，在知识界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博得了不少发自内心的推崇。
有几位老友或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询问其中一篇文章曾在一家杂志被抽下的情况，因为我参加过这家杂志的筹办，并且作为总编辑们的助手，参与了每期杂志稿件的审读，编辑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的工作。老友垂询，理应如实奉陈。只是事隔多年，记忆恐难准确，好在手边存有当年的日记，记载虽很简略，倒也有助于为这件昨日发生的故事勾勒轮廓，尚望健在的知情者纠讹匡误。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杂志，在一九八○年一月正式创刊之前，出过一个“样本”，也就是“试刊”，它是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九月初编就，十月六日付印的；月底印出二百本，分送院部负责人和各研究所以及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所）征求意见。
这“样本”中，刊有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文前，有个简短的介绍：
顾准，一九一六年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组长等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此文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作者在被当作“专政对象”，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这是可以讨论的。
本刊发表此文时，只对个别比较明显的错漏字句作了订正。
这个介绍，与其他十二篇的介绍有所不同，说明了作者的死，他的写作条件，并希望引起讨论。
（2）编辑这个“样本”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还不足一年，解放思想起步未久，理论的探究比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农业的加快发展，显得更为步履艰难。而杂志又刚刚创办。
在选稿过程中，张闻天的遗作《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是备选稿件中的一篇。它针对那种急于过渡，总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甚至置破坏生产力而不顾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正确的理论批判，这实际上是张闻天当时提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建议以及有关问题的论述的理论根据。读过这篇文章的编辑们，都很想在创刊号上将它公开发表。但传来院部一位负责人的话，大意是，这篇文章争议很大，院刊刚创办，不宜抢先刊载，还是让《经济研究》发表为好。也就在“样本”将要编好之际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随即将它们编印成单行本；《经济研究》的一九七九年第十期，也就将《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公之于世，而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仍未将它辑录入内。
顾准的文稿，是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转介来的。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于这一篇，好像还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等多篇。他的文章，博见中外文典，显现深阅世变，学术性甚浓而无老学究气，思想性颇强但无党八股味，且文字清新，写于“文革”中毫无“大字报语言”。读过它们的编辑大都叫好，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评价最高，认为展示出了作者的理论功底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于是选用了它。
（3）“样本”送出后不久，陆续收到不少的意见。有的在总体上表示赞赏，有的对学术文章的思想性表现出较高的要求；有的认为，刊登寿臻耄耋的老学者的论文如《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和《智骞“楚辞音”跋》，表明杂志对他们及其治学方法的尊重和肯定，是在事实上纠正“左”祸连绵中常见的“偏差”；有的觉得，过于冷僻的文章，不宜成为综合性刊物的选题；有的还对个别文章的论点、论据提出质疑……真是异议蜂起，使编辑人员深受教益。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遇险，则是始料所未及的。院部有人认为，“应当抽下”。理由似乎是，党中央早已将七月一日定为党的生日，还有什么需要考证？编辑部内也有人竭力拥护，坚决主张抽下。大家正犹豫中，时过两天，幸好院长胡乔木发了话。他不以为这篇考证应当抽下，他以为在党史研究中弄清一些还不清楚的问题，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册，被认为是对党的创建史研究中的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
此时，对顾准遗作，还无人触及其去留问题。
（4）距离预定出版日期（一九八○年一月十日）只有半个月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院部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样本”。杂志社总编辑黎澍本是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历史片”即各个历史研究所），因而就不必另邀负责人列席。晚上十时许，黎澍打来电话，说会议讨论热烈，散会很迟；会议决定，抽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详情以后传达，速作补换稿件准备，以不影响按期出版为前提。由此开始了连续五晚四天的紧张工作。
院部会议决定抽换稿件两篇，实际抽下的是三篇，加上了“书评”《一本值得重视的经济学著作——读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这是编辑部自己商定的。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中，有不少篇幅与孙冶方商榷，认为孙的基本理论有很大偏差，虽然批驳了“价值工具论”，而自己主张的却也是“价值工具论”，云云。“书评”则对孙把理论研究的焦点聚集在价值规律上，确认是重要的见地，因为经济体制中的不少缺陷，恰恰都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缺乏正确的充分的估计有关系。当时考虑，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便于读者去作出自己的评价。现在，那一篇已经抽下，“书评”的发表就不是必要的了。
三篇稿件抽下，需换补八万多字，且牵动全盘布局，有关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相距约二十多公里的新华印刷厂与编辑部之间。二十九日，乔木的秘书来电话询问进行情况；三十日上午英文版（季刊）主持人赵一鹤还带病来到编辑部，商量英文稿件的换补问题。有意思的是，接替顾准遗作的，是顾准的老友骆耕漠所写的《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四种交换关系的分析》。
（5）十二月三十日是星期天，下午仍不休息，黎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院部会议的意见，宣读了从院部办公室借来的乔木发言的纪录稿。
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属于大政方针的，如指导的思想、执行的方针、坚持的原则、提倡的学风和文风、对发表文章的要求等等。二是涉及刊物特性的，比如，乔木就明确谈到：首先不要考虑看的人多少，而要着重考虑解决了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只要确实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即使与当前现实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看的人很少，也可以发表。三是关于两篇稿件的抽换。乔木在发言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谈得较多，他认为，作者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即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这个基本论点是不能接受的；文中有关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的探讨，虽有不少很好的见解，但由于它的前提不能接受，就必然会影响它的公开发表。乔木进一步提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后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严重的失误，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不能够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对顾准遗作，乔木谈得并不多。他认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能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很不容易；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要讲得很清楚，要做到根据可靠，论证周密，也是很困难的；顾准同志已经辞世，我们又不可能和他交换意见，请他补充修订，还是以调换其他稿件为宜。
就这样，本拟于一九八0年一月在北京发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年多以后的一九八一年五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面世。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顾准的另一著作《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又一年以后的一九八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时，我已调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历史编辑室的同事为它的问世，在校订、整理、核对外文和中文引文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还写了颇为得体的出版说明。这才没有让陈敏之在“后记”中担心“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的忧虑成为事实，我也有幸成为它的较早读者之一。
讲完昨日发生的这则故事，不免要引起一些思索：
——解放思想到思想解放，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运动过程。现在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在十七八年前每每仍“习焉不察”，这大概也是个规律罢。
——一篇文章也许只是思想火花的一闪，一个文集却能够将火花聚结为光束。文集出版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
——从一篇遗作的抽换到众多遗作的结集出版，说明了历史的进步。它是作为对历史灾难的补偿中的一个迟来了的插曲。
——青年顾准在追求真理中接受真理，中年顾准又继续对真理的追求，直到一九七四年离开人间。他不足六十岁的短促一生虽则“历尽折磨”，但他却为人间留下了实在的不朽。
一九九七年八月·长沙
接近世纪初
？ 王安忆
灯下随笔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