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小路为了父母要了儿子，却使他增添了诸多烦恼。他缺少最基本的生活能力，却不能不为生计奔波。在别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他来说就构成了不小的伤害。于是，他那神经质的脸上总是那么苍白，总是那么一愁不展。
他的病不断地折磨着他，每一次发作之后，他就浑身瘫软，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就会使他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所有准备。他不能连累妻子。他觉得趁妻子年轻应该让她走自己的路。
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要下定决心，得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伤害妻子。
她是个很不错的女性，生活能力很强，知书达理。她不嫌弃丈夫屡屡犯病，却受不了他对亲生儿子的虐待。她曾跟我不止一次地数落过小路，我也曾找小路谈过。当我问到他对儿子为何不亲甚至憎恨时，小路沉思了一会儿，却笑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想给亲人和朋友留下一个解不开的谜。其实，我已经懂了，不仅我懂了，小路的一位痴情女朋友也懂了，继而小路的妻子也懂了。所以，离婚后妻子与小路的感情并未伤，特别是小路离开人世时，她抱着僵硬的小路哭得死去活来。她后悔她没有在小路身边，她相信她要是在小路的身边，小路就不会死了。
离婚后的小路其实承受着更大的痛苦。生活的压力有增无减。报社给他们家调换了房子，是要改善一下他们的住宅条件，但是，分到手的是个二茬房，新房收拾起来都是麻烦透顶的事情，何况旧房子。两位老人年迈体衰，只能由小路承担收拾房子的重任。我的老师和她的老伴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辈子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在今天的商品社会中哪有更多的钱来搞装修呢？为了尽量少花点钱，尽量体面一点，这一个个尽量，就把我的朋友小路给难坏了。他花钱请来了装修的人，他可以颐指气使，却被人家指挥得团团转，到头来还被人家骗了钱。为此，他还不敢跟父母说，只能默默吞咽，结果，他的发病频率更高了。
在他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压力时，身强体壮的我，懂建筑装修还当过建筑工人的我，正蜗居在家中写建筑的文章。我居然没有能够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帮上他一把。而偏偏这时，他又一次帮助了我。
他那天本来是不该去上班的，但是，他为了我去上班了。我到了新搬迁的省图书馆空荡荡的大走廊里找他，找不见，我就喊他的名字。我一喊，就把他从楼下喊出来了。他听说我要到欧洲五个国家去考察建筑，他真替我高兴。他像过去任何一次一样，不用我说借什么书，他就磨过身去替我找寻我该看的书了。正是那些书，使我在动身前就能够走进这欧洲五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中，这种必要的准备使我真正置身于欧洲的土地上时，能够达到最佳状态。而我今天能够写出洋洋二十三万字的散文，也是与小路为我提供的资料有关。所以，我要在后记里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小路。
我在以前出过的那六部书的后记里边都应该写上感谢李小路的话，特别是《中国钢琴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这部书是小路最喜欢的。据说在他们图书馆搬入新址后，上架的书要进行一次淘汰。那是一次精心的挑选过程。小路在一堆书中发现了《中国钢琴梦》，他如获至宝地拾起来，想把它上架。不巧那层书架上的书快放满了，于是，小路就随手抽掉三本书，他抽掉的书是一位名气要比我大得多的作家的书。但是，小路不喜欢那个人的书，小路认为那个人的书不是真正的文学。小路是相当挑剔的。他很少能看上眼什么书，他看的好书太多了，而我知道他所以能够厚待《中国钢琴梦》，并不一定是这本书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主要是因为那是刘元举写的书。只要是刘元举写的，他就高看一眼。对于一个毕生以写书为荣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自己的书让人珍惜让人看重让人不顾一切地摆上书架更高兴的呢？
在小路心甘情愿地为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想，除了友谊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什么别的东西。用小路母亲的话说，那是一种对于崇高的倾慕和向往。她说：“你在小路的眼里所以有着特殊的位置，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小路看来，刘元举不是投机文人，也不是拍马屁文人，而是个有着使命感和崇高感的作家，并且孜孜以求。这正是小路毕生向往的境界。”
小路故去已有一年多了。他短短的一生，没有什么可供炫耀的。平平淡淡中却又有着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我的眼前时常浮现着小路的遗容，那是一张对痛苦十分敏感的脸，腮边一圈大胡子，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是那么睥视着什么，特别是他那薄薄的嘴角往下耷拉着，隐约带有一股嘲讽的意味。他在嘲讽什么呢？
小路不可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了，也不可能再为我提供什么帮助了，但是，小路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小路曾说他是基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莫非真有着某种生命的启示？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是善良的，小路也是；基督是以自己的受难来换取人们的幸福，小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面对基督，我还想了很多很多。基督与欧洲历史欧洲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欧洲的文化史就是基督教史。所以，这尊基督头像给我带来的感悟不仅仅是小路，也不仅仅是苦难，还有一门更为深邃的学问……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于沈阳
（此文为《上帝广场》一书后记。该书即将由泰山出版社出版）
精神疾病（一）：从冷酷到仁爱的人道进程
？ 余凤高
科文经纬
可以说，每个人，在思维、感觉、情感、行为等方面，有时候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或者说，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病态。但是人性是脆弱的，如果这种异常状态超过一定的界限，如出现痴呆、缄默、木僵、幻听、多疑、妄想，甚至萎靡、谵妄、不食不眠、惊厥抽缩、排泄失禁、定向失调、行为紊乱、恐怖性错觉、惊叫哭闹，直至狂暴凶杀，而且反复发作，循环发作，则属于精神疾患的症状，而这类症状的主体——病人，都往往会被他人视为自己的异类，因而往往不把他们当一般的人看待，不是看作作践害人的恶魔，就是看作低人一等的贱民，或者就像对待家畜和野兽那样对待他们。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之后的一千多年里，特别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家们记下了一件件这种人对人的极端冷酷的事例。
古代的人相信，人的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由于有恶魔扰乱，治疗的唯一办法就是“躯魔”。《圣经》里写到，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代国王扫罗患了精神病，是由于“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每次恶魔降临时，都有人拿琴弹起来，把恶魔赶走。这就是所谓的“驱魔”或叫“祓魔”。
《圣经》的教导一直为人们所继承。渐渐的，“驱魔”或“祓魔”的办法也不断增加、不断变化。最常用的办法是施行一种仪式，例如，在一定的仪式上，使用认为魔鬼天性恐惧的基督教十字符号，同时象征性地用吹气来祓除妖魔，或用圣水，或诵念圣经，或使用圣人的遗物，以及以上帝的名义命令恶魔离开。还有，据认为，朝拜圣地也能达到“驱魔”的目的。此外就是捆绑、鞭笞精神病人，尤其是女性精神病人。用此类手段来驱逐恶魔。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大众的心目中，相信意志自由是上帝之所赐，意志失常——发疯则大抵是由于恶魔受神或妖巫派遣进入人的体内的结果，而女人是最容易受魔鬼影响的。于是，这样一来，欧洲差不多有三百年掀起一场审判女巫的浪潮，使成千上万被认为妖巫的人，大多是女子，在成日成夜的酷刑和逼供中，承认自己是“妖巫”，终致被烧死或绞死。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里，时时出现一种所谓“愚人船”（Narrenschiff）的意象，“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同的是乘在船里的大多都是精神病人。那时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常常描绘这种奇特的“醉汉之船”缓慢地行驶在莱茵河区或费勒米什运河的平静的水面上……这并非是艺术家的虚构或空想。
那个时期，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从许多城镇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城镇都要定期驱逐那些精神上有缺陷的或者疯癫的人，不管他们是本地人还是来此游荡和探亲访友的暂住者。当局设法租一艘船来遣散他们，或者转手把他们交给海员、水手和商人、香客带走。档案材料记载，十五世纪上半叶，纽伦堡已登记的六十三名精神病人中，有三十一名被驱逐；在以后的五十年里，又有二十一名强行被遣送。这还只是已为城镇当局拘留的疯癫病人，还有在街头临时抓住之后立即遣送的。这种遣送的结果常常是还没有等到规定的时刻，船员和水手们就提前把这些令人厌恶的受难者赶下船。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同情之心。更有甚者，这些遭驱赶的人，常常会受到鞭笞，目的是使他们不再返回，如果有谁对这种警告不予理会，就会第二次遭到更重的惩罚，常常是棍击棒打，因为人们相信这是惩罚渎圣罪的通用形式，对待疯子会特别有效。事实上，这种鞭笞也已经成为放逐和驱赶疯癫病人的一种手段了。
不错，并不是所有疯癫的人都被驱赶和遣送离开城镇，事实上欧洲各城镇都专门建有“疯人塔”（Narrturmer）或专供疯人生活的单人房，疯人们也常被集中在医院里。巴黎几个著名的医院（the Hotel－Dieu；the chatelet de Melun ）都为疯癫病人另设专门小房，埃宾的条顿骑士医院设有“疯人院”（Tollhaus），爱尔福特的格罗兹医院所设的叫“疯人棚”（ Tollkoben）。伦敦伯利恒圣玛丽医院一四○三年入院的名单上，记录有六名“丧失理性的”男人。
千万不要认为，病人一旦收进了医院，就万事大吉了。事实是，这些疯癫病人只是被关押了起来，而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俗称贝德兰姆（ Bedlam）的伦敦伯利恒皇家医院建立于一二四七年，是英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这家医院同样还以对待精神病人异常残酷野蛮而臭名昭著，以致“贝德兰姆”这词竟变成为“可怕的精神病院”的同义语，英语中的一个普通名词。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不断的战争，大屠杀，恐怖事件，还有瘟疫等等，把社会搅得一片混乱，这对皇家国王的统治自然是一个威胁。他们感到，要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秩序。这就预示着要对一切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人，采取强硬的、严厉的态度，最好是使他们与社会隔离。日益增强的理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加速了这一进程。试图通过解决无秩序来建立社会秩序且又实行得最有系统的是法国，这项措施以一六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皇家诏书为开始，该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 I'Hopital General）。
建立“总医院”的根本目的是清除街头的穷人和其他妨碍秩序的闲散之人，把他们转化为稳重的劳动者。但是在当局看来，非理性的精神病人要比任何一个影响社会秩序的人都讨厌，因为这些人是不可教的，因此，在这个所谓“大禁闭时期”（ The Age of Inacrceration）中，精神病人就与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一起，被扫荡进这种新型的“总医院”里，占所有被逮捕者的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要无限期地被“禁闭”在那里的人。
总医院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只要想想，在这里共收容了六千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就可以知道了。据一些参观过这类机构的人说，被禁闭在比塞特医院和其它类似的单人牢房里的精神病人，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安了铁条的小洞口透光，食物就从洞口的铁条间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萨尔佩特里埃里的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铁镣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再加一条长长的铁链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却受到室外的控制；有的病人脖子上还被套上链条，锁在天花板或地板的活动铁棒上……与“总医院”类似的机构不仅在法国建立不少，到大革命前夕，在欧洲各国也先后普遍建立了起来。在德语国家，汉堡、巴塞尔、布雷斯劳、法兰克福、柯尼斯堡、莱比锡、哈雷、卡塞尔等地都建有名称不一、实质相同的“总医院”。在英国，禁闭的历史更长，早在一五七五年，就建起了“教养院”，然后又在布里斯托尔、都柏林、普利茅斯等地建起“济贫院”、“感化院”等同样的机构。这样，正如有关的著作中说的，“经过几年，整个网络已遍布全球”。精神病人在这类机构里不仅遭到肉体上的摧残，还被当作展览品向公众展示。有一位外国旅行者报道说，比塞特把精神病人“像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展示给那些愿意付出一枚硬币的头号傻瓜观看”。十八世纪初，伯利恒医院每个星期天也都展览院里的癫狂者，收费一到二便士。据统计，在英国，每年从这种展览中收入四百英镑，表明每年高达九万六千的参观人次。
精神病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对待精神病人的这种极不人道的情景，著述呼吁，倡议法案，但均未能达到有效的作用。直到勇敢的菲利普·皮内尔站出来，才使精神病人的境遇开始发生改变。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__1826）生于法国南部的拉瓦尔，一七七二年在图鲁兹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作进一步研究，然后于一七七八年来到巴黎。
皮内尔有一位朋友患有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