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造是官宦子弟，父陈希亮做过太常少卿，颇有官威，“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如是虎子，竟被“狮吼”吓得六神无主。
老虎占据了官衙，狮子把守着门户，两种世上最大、最凶猛的猫科动物在中国较量，看不到血淋淋的撕杀肉搏，却一直心照不宣地明争暗斗。民众的感情明显地偏向于狮子。狮子，原作“师子”，显见其崇敬的成分。老虎，俗称为“大虫”，觉得它既可憎，可羡，又可怕。《水浒》写武松打虎一节：“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武松先在景阳岗打虎，后在狮子楼杀西门庆，成了人人景仰的英雄好汉。打虎是灭老虎的威风，杀西门庆是仗狮子的豪气。虎是实的，狮是虚的，虚实之间，褒贬互见。
狮子楼，准确地名叫“狮子桥下酒楼”。推测那桥头，或者桥柱上雕有石狮。应是阳谷县城第一繁华闹热的处所。狮子不像老虎习水性，中国古代的桥梁，偏偏多雕狮子而非老虎以为镇水的装饰。直接引发中日战争的芦沟桥，桥上即有四百八十五只狮子，喜怒哀乐，千姿百态。中国的民间艺术中，老虎永远只有一副表情，就是眼睛瞪得大大的，时刻准备吃人。其他的动物也神情单调，如凤的孤清冷傲，龙的张牙咧嘴。唯有狮子的脸，特别丰富和生动，除了应有的威猛外，还有的妩媚，有的娇憨，有的嘻笑，有的古板，有的怜爱，有的沉思，有的爽朗，诸如此类，个个都通近人性。
狮子的凶狠残暴，本来一点也不比老虎逊色，到中国全变了样，俨然成了亲善的使者，主持公道正义的化身。大家也都识趣，只说“食虎豹”这一等没影儿的事，故意不提它是怎样肆虐无辜，把平原上成群的牛、羊、鹿、马、犀啃得尸骨累累，血迹斑斑。眼不见为净，反正跟咱没关系。历史上就那么几头来自西方的狮子，水土不服都殁了，真正的狮子啥模样以及啥德性谁也说不准，正好由着我们想象，重造一只具有中国特色的狮子。人们嘲笑“画虎不成反类犬”，但绝没人去嘲笑把狮子画得像狗，画得像——狮毛狗。那正是人们需要的理想狮子，既有虎的狠劲，又有狗的忠勇，最好还能像猫一样蹲在你怀里撒撒娇。喜庆佳节中国人习惯舞狮，以营造祥和、升平乃至欢腾的气氛。与其说是舞狮，倒不如说就是舞这么一种大狮毛狗。谁若太认真，真弄一头狮子来凑热闹，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变作斑马、羚羊和长颈鹿，扔下彩带、绣球、锣鼓，逃一个魂飞魄散。
狮子舞始于盛唐，流传至今仍不衰，近些年更在海外一些华人众多的城市大放异彩。看电视报导美国纽约的唐人街今年过春节，还多了一点有趣的风景：记者采访一只舞完一阵刚准备歇憩的“狮子”，不防从那蓬勃的大头里，钻出一个黑人哥们儿来。他说他“十分喜爱中国文化”。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
？ 薛忆沩
灯下随笔
一九二七年春，瑞典学者赫定（Hedin）率领他的远征队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到蒙古、新疆一带进行考察。北京学术界对北洋政府无条件地应允这次考察表示强烈不满，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据黄烈先生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一书的前言中介绍，这项协议的内容包括中外团长共同负责考察团的工作；中国团员负有维护中国主权利益不受损害的责任；中外团员的采集品均归中国所有；全部经费由赫定负责筹集等。负责此次交涉的刘半农戏称这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西北科学考察团于五月八日中午离开了北京。几个月后，刘半农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说赫定曾与他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们希望了解鲁迅本人的意向。台静农的信是九月十七日写的。这时候，西北科学考察团正行进在北纬四十至四十二度与东经一百至一百零四度范围内的巴丹扎兰格沙漠里。而已经认为“南方没有希望”的鲁迅则正在广州西堤的寓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去上海的船票。他在九月二十五日致李霁野的信中，只是淡淡地提到“关于诺贝尔的事，详致静农函中，兹不赘”。
给台静农的回信是同一天写下的。鲁迅首先请台静农转告刘半农，说“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这里因为有“为中国”之意，“他”似乎应该是指赫定。接着，鲁迅很肯定地表达了自己对别人想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一事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如此。”
然后，鲁迅很自信地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清楚，别人之所以想提他的名，不过就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占了“中国”这两个字的“便宜”。他接下来很严肃地说：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当局者通常一边暗地里祈求自己的中奖（其用心当然可能不仅仅“为我”，也恐怕还“为中国”），一边公开地质疑此奖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因为至今居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中过），或者明确地指出此奖不是什么东西（当然，它不过是一笔上百万的美金）。而局外人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事实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哪一年果然有哪一位中国人中了此奖，那又会怎么样呢？会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吗？会引发民族自豪感的上升吗？会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吗？我看不会。我看结果倒很可能是种种的抗议、种种的内哄、种种的攻讦，还有舆论的饶舌、读者的费解以及应运而生的花边新闻以及急不可耐的起诉和面不改色的“奉陪”。一笔冷漠的奖金很可能将中国文坛已所存不多的“说法”和“公道”一把卷走，无数激情的作家怎能不群起而追之讨之？！
因此，还是鲁迅七十年前的态度比较好，“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否则，真的“结果将很坏”。
沈从文与杨振声
？ 智效民
其人其事
读《从文家书》，在“飘零书简”中多次看到“杨先生”、“杨小姐”等字样。由于选编者未加注释，一般读者也许并不知道这就是沈的密友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
沈、杨订交大概是由胡适和徐志摩介绍的。沈从文步入文坛后，与他交往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胡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比沈年长十岁左右，大多是回国不久的欧美留学生，在学术文化界十分活跃，是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一代。二是胡也频、丁玲等文学青年。他们年纪较轻，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阅世不深，却愤世嫉俗，思想激进，是富于文学才华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从年龄、经历上看，沈与后者感情接近；但是就思想、个性而言，他又与前者志趣相投。因此，当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害、丁玲返乡、而他自己也被武汉大学解聘之后，“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48至9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发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北方渔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曾因为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负笈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与朱自清一起筹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二十年代末，作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一道，给这所大学带去勃勃生机。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杨振声虽然比胡适还大一岁，但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还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小说《玉君》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胡适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关。
据说，他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前不久，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文章。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的趣闻轶事颇有意思。比如杨在青岛大学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亦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于是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答至妙”。又如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佳宾耳目一新。再比如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放着大学校长不做，宁肯去当一名小学教员。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记得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一九三三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1111页）。难怪《大公报》的作者要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一九三三年夏，杨振声不愿意与韩复榘应酬，便与沈从文一同辞去青岛大学职务，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为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一开始，沈从文寄居在杨家，曾因生活困窘而典当过未婚妻的“一个纪念性的戒指”。一九八○年，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女士回忆说，当时，她的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订婚不久，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马上给沈预付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0页）另外，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胡适曾向蒋梦麟推荐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书信集》第541页）后来，该职务虽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由胡适本人充任，但是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杨在学界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逃离北平，经武汉、长沙，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杨临危受命，代替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主任秘书，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的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他却把两个孩子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临走时连如何安排都来不及说，后来在来信中也顾不上交待。由《从文家书》可以看到，杨振声和沈从文走了之后，张兆和曾与杨氏姐弟相依为命。后来，张虽然因为送走他们而“轻松许多”，但又为他们在路上的安全挂念不已。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后来，张兆和姐妹与孩子们辗转来到昆明，沈、杨两家又住到一个院子里，再加上刘康甫父女，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据张充和回忆，在这个大家庭里，“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面南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那时候，傅斯年，李济、罗常培等人也经常到这里吃饭聊天，给人一种其乐也融融的感觉。在此期间，沈从文除了教书之外，仍然继续与杨振声编教科书。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张女士说：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1至902页）。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扬振声、朱自清和沈从文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拳拳之忱外，恐怕还与社会上出现的那股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关。当时的情况诚如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所指出，三十年代初，在当局的纵容下，有人指责白话文的普及“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有人提出要“恢复用文言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60至262页）。这大概就是叶圣陶等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杨振声他们何以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难怪沈从文在指出“当政者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