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 １５ 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
问题，１５ 世纪 ３０ 和 ４０ 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
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
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
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
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
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
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１４３５ 年和 １４３８ 年，
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
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 １４４９ 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
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 １４３８ 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
２５０ 万兵力的一半，１２５ 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
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
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
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
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 １５ 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
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
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
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
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
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
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
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
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
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
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
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
主义态度。因此，１５ 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
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
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
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
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
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
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
门，在 １４４５ 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
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 ９ 万名士兵。大约 ３．５ 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
的防御任务，５．５ 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 ２．５ 万为骑兵，宣府
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 ９ 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 ３０００
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
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
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 ３．５ 万匹马，其中
１ 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
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
如此众多的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应车辆要进入这一人烟稀少
的区域。这个防御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驻守着约 １６ 万名
士兵。再往南，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的守军则作为后
备部队。
第一条防线是一连串的边境卫所，根据设想，这些卫所应该在主要卫戍
部队大本营之一派出打击力量以前牵制敌人和推迟他们的前进。在洪武时
期，长城一线以外的东胜、万全、广宁和大宁的驻守地，作为一条防御的外
线和对收集情报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边境哨所已被撤回。例
如，多伦的边境指挥部到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张家口附近的独石口。
边境的缓冲区被放弃。外沿的东段和中段的总指挥部宣府离京师只有 １００ 英
里。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而实际的边境守卫哨所事实上兵员远不足额，
战斗力比宣府指挥部或北京想象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个战略
依靠的是在敌人进攻时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这个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挥
结构和有能力的领导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则充满了危
险性。
１４４６ 年当真的进攻发生时，这些必要条件都没有具备。
土木之灾
前面谈过也先已经重新统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满洲到哈密的整个中国边境
区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明朝廷没有对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且肯定低估了他
在蒙古人中的权威和他的军事力量，而仍把东蒙古的脱脱不花汗当作真正的
统治者。１４４８ 年，明朝廷接纳了一个瓦剌纳贡使团，当它试图索取过高的款
项以偿付他带来的马匹时，被王振所拒。根据某些记载，有些通译为突出这
种侮辱，曾未经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议：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赘明朝的皇室。当
也先试图为王朝通婚进行一次谈判时，对上述的非官方建议毫不知情的朝廷
断然加以拒绝。
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也先在 １４４９ 年 ７ 月大举入侵中国。他兵分
三路发动进攻：脱脱不花率兀良哈各旗进入辽东袭击；他的部将知院阿剌围
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进军。他的军队在大同东北的阳和击溃了供应很差和
领导无能的中国军队，并且直逼大同。这时朝廷采取了一个反常和完全荒谬
的决定。年仅 ２２ 岁的皇帝在王振鼓动下要亲自率军与也先的部队交战。也许
是西南的胜利和在福建镇压叛乱者成功的捷报的结果，皇帝本人及其顾问们
同样都过高估计了军队的力量。也许是皇帝受到了在幼时与其卫兵玩军事演
习游戏的鼓励，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地指挥一支军队。也许是其声誉因南方诸
战役而提高了的王振认为明军是所向无敌的。
朝廷对这个决定大为震惊，并提出抗议，力劝皇帝不应亲自冒险。但这
些抗议在王振的鼓动面前被置之不理。８ 月 ３ 日，皇帝指定他的异母兄弟朱
祁钰在他亲征期间摄政，一支大军（有的说有 ５０ 万士兵）匆忙组成。以皇帝
为首的指挥部包括 ２０ 个有战斗经验的将军和一大批高级文官，由王振担任战
地统帅。这支大军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这次征讨即将成为明代
最大的一次军事惨败。
皇帝于 ８ 月 ４ 日离开北京。其目标是穿过居庸关的内部城墙前往宣府，
再向西进军直奔大同。然后计划从大同出发率军深入草原征讨，再通过蔚州
和紫荆关沿南面一条较少暴露的路线返回北京（见地图）。返回路线之所以
这样计划，部分地是为了避免在一个季度内因大军两次穿行而骚扰农村，部
分地是因为宦官统帅王振的家乡和产业在蔚州附近。据说军队带有一个月征
战的口粮；所以深入草原进行的打击必须是短暂而猛烈的。
从一开始一切都出了问题。行进的军队因大雨不断而陷入泥潭。那些希
望先在居庸关然后在宣府停止进军和把皇帝送回北京的文官武将不断提出反
对的意见。王振则报之以更加傲慢狂暴的专横态度。８ 月 １２ 日，有些朝臣认
真讨论了暗杀王振、让御驾回銮北京和让武将们率军前往大同的可能性；但
是密谋者缺乏勇气去实现他们的计划。８ 月 １６ 日，军队踏上了遍布尸体的阳
和战场，也先率领的蒙古人已在那里屠杀了由王振的宦官门徒之一带领的一
支大同部队。当皇帝在 ８ 月 １８ 日抵达大同时，这名宦官和其他守卫指挥官的
报告使王振相信，深入草原的战役实在太危险。因此决定班师，并且宣称“远
征”已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８ 月 ２０ 日，军队向蔚州前进，但这时士兵们变得越加不安分和不守军纪。
王振担心如果他们通过他的家乡，他们将对他的庄田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
于是这时他又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向东北进击，沿原来的路线返京，
这样当然就会暴露在蒙古人的攻击之下。到 ８ 月 ２７ 日，混乱不堪的军队抵达
宣府。８ 月 ３０ 日蒙古人攻击宣府东部的后卫部队并将其消灭。一支强大的新
的后卫骑兵被派遣去保卫皇帝一行。它的指挥将领是年迈无能的朱勇，他把
部队直接领入鹞儿岭的蒙古人伏击圈：这支部队也被消灭。蒙古人在主力军
后面只有 １５ 英里。８ 月 ３１ 日，军队扎营于土木驿站。有城墙的怀来镇只在
前面八英里之处，距离很近，官员们力促皇帝进城避难。但王振再次拒绝，
因为这样将意味着放弃他自己的大批行李，于是把群臣压制了下去。
士兵们在土木的扎营地无供应人马的水源。也先派一队人马阻止他们接
近营南的一条河流，并且逐渐地包围了中国军队。９ 月 １ 日清晨，蒙古人开
始阻止明军毁营前往怀来，然后提议谈判。王振不理睬他们的主动表示，仍
然命令军队向河靠近。这时中国军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蒙古人于是大举
进攻，中国的士兵惊慌失措。军队被击溃：共丧失了约原来兵力的一半，无
数的兵器、甲胄和战争物资被遗弃在战场上。所有中国的高级将领和朝臣（包
括宿将张辅和两名大学士曹鼐和张益）被杀。根据有些记载，王振被自己的
军官杀死。皇帝于 ９ 月 ３ 日被俘，被送往宣府附近的也先的大营。
王振和皇帝的美梦就此破灭。整个远征本来没有必要，而且考虑不周，
准备不足，而王振不负责任的决定更把它变成了一次十足的灾难。对也先来
说，他对这次胜利的规模（据有些史料，土木之战是由只有两万名蒙古骑兵
的先锋部队打赢的）和皇帝十分意外的被俘在思想上毫无准备。这时北京在
他面前已经门户洞开，毫无防卫。如果他充分利用他的优势，那么他的收获
是无法估量的。事实上，他决定把被俘的皇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带着他
的士兵能够携带的战利品回师，再去集结他的人马。③
③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 113
页。要了解这种田赋的减征，见本章黄仁宇前面的评述及注 119。
北京的防御和新帝的即位
也先起先试图利用被俘的皇帝从明廷或边防戍军那里索取赎金，并且试
图取得宣府或大同，从而取得控制边境的要塞。虽然朝廷和大同筹措了赎金，
但也先仍决定扣留他的俘虏，即使边境要塞坚决拒绝向他敞开大门也在所不
惜。
似乎可以不必怀疑，就皇帝而言，他愿意与也先谈判王朝联姻之事——
不过他机敏地拖延结婚日期，直到他被送回北京为止。与他一起被俘的宦官
助手喜宁显然完全投到了也先一边，他在政治上和策略上为也先出谋划策，
并且为后者拟定目标。
在北京，土木之灾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使朝廷陷入一片混乱。皇帝的生母
孙太后和他的钱皇后，立刻筹措一批珍宝作为赎金送出，以使皇帝获释。朝
廷在开始时倾向于听取以精通战略闻名于世的徐有贞（１４０７—１４７２ 年）的劝
告：由于北京周围的守军这时已减少到不足 １０ 万，同时大同和宣府的命运仍
吉凶未卜，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南迁。当 １１２７ 年女真人攻取宋朝的京都汴梁
（开封）时，宋朝已经这样做了。他以有权威的星象显示应该撤退的理由来
支持他的论点。有的官员已将家眷和财产迁往南方。
但他的论据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驳，后者回答说，应把那些主张撤退
的人处死。由于于谦是北京的高级军事人物（兵部尚书已在土木阵亡），他
的言论是有分量的，他得到朝廷的金英、兴安和李永昌三个宦官以及大学士
陈循、吏部尚书王直和礼部尚书韩雍的支持。李永昌把孙太后争取了过来，
于谦一派胜利了。
一旦作出了留在北京进行抵抗的决定，王朝的继承就成了迫切的问题。
必须有一个新皇帝登基，以体现明王朝实现稳定局势和鼓舞军民的天命。由
于皇帝的长子还是婴儿，明显的人选必然是皇弟郕王朱祁钰，他是皇帝的异
母兄弟，在皇帝率军亲征时已被指定为居守。一旦于谦一派明显地取得了优
势，孙皇太后就立刻命郕王以监国的身份负责政务，同时皇帝一岁的儿子被
立为太子。
在他担任监国后不久，形势立刻变得一清二楚，即朝廷需要更稳定的控
制。都御史对王振及其追随者提出了长长而无法逃避的指控。当监国表现得
犹豫不决时，官员们群起把矛头指向王振的几个宦官同伙，并把他们打死。
这时蒙古人正以俘获的皇帝的名义与边将打交道，因此这些边将得到指令，
内容是以后的谈判只能以“国家为重”，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应予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