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尼克松在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之际，被迫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准备解雇其颇为倚重的白宫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国内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以期洗刷自己，摆脱困境。预知这一灾祸两天后，心烦意乱的埃利希曼曾与尼克松同机飞赴某地。八年后，埃利希曼在其回忆录《权力的见证》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那一天，总统把霍尔德曼和我带到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去。他到那里是为了主持一个纪念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仪式。途中，我们的飞机要飞越一些遭受严重水灾的地区，我曾走进空军一号驾驶舱，站在飞行员的后面，透过挡风玻璃我可以察看灾情。
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顾一切地扑向控制装置，把我自己置于飞行员的操纵杆和飞行员之间，那么我就会使每个人的烦恼从此烟消云散了。我们所有人将在一分半钟之内化为乌有，我站在那里同领航员交谈着，权衡一下我成功的可能性；后来我还是转过身去又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倘若吉拉斯或埃利希曼的念头付诸实施并获得成功，无疑会在世界上引起爆炸性的后果——不论从“爆炸性”一词的本义上，还是从其引申义上都是如此。不消说，像斯大林与尼克松这类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倘死于非命，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各自给历史上打上的印记将产生多大的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绝不再会完全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了。而且，由于这类世界级人物的巨大影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生死存亡也足以深刻地改变今日世界的面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一改变在规模和程度上也不会是毫无差别的。至于结果是凶是吉，又当别论。
如果说吉拉斯只是念头一闪，随即打消，并且由于他并未随身携带或暗藏任何炸弹而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话，那么埃利希曼却是经过了剧烈的内心冲突才总算控制住这个荒唐的念头的，而且这一算计的可行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终于高抬贵手，给了尼克松首创美国在任总统以辞职下台的历史纪录的机会。由此可见，某位能接近大人物的重要或次要的角色，也有机会通过对其采取行动而插手历史进程，从而轻而易举地对历史施加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大人物本人听凭心血来潮贸然行事在历史上划下的深痕了。吉拉斯与埃利希曼自然属于重要角色，李·哈维·奥斯瓦德却是一个微不足道之辈，但正是这个二十四岁的枪手通过结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性命剥夺了他继续参与创造历史的使命，也改善了林登·约翰逊参与创造历史的命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当然，那个家伙是早有预谋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两个险些改变历史的一念之差诱发的特殊环境。吉拉斯是在经历了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极度失望与幻灭后，思想和感情陷入痛苦之中的时候； 而埃利希曼当时则处于从显赫的政治生涯和巨大的权力、荣誉边缘即将滑向深渊之际，他面临身败名裂的绝境。也许希望愈多，失望愈大；爬得越高，跌得越惨。人在突然打击之下陷入彻底绝望时，理智极易丧失，意志面临崩溃。在万念俱灰之后，仍余一念尚存——这正是一念之差对人诱惑最大的时候： 此刻，险恶邪念急剧膨胀，终至丧心病狂，在同归于尽的报复欲望的强烈驱使下，一只伸向领袖人物的黑手的影子若隐若现。正是此刻，历史在偶然性的天平上危险地剧烈摆动，嘎嘎作响；它那脆弱的平衡完全系于一念之间，确实令人惊心动魄，不寒而栗。
吉拉斯与埃利希曼事后都坦白交代了他们当时的内心活动，假如他们动手并得手，我们现在也许永远无从弄清事件的真相了，最后只得任其堆积在众多的历史谜团之中。假如他们不撰写个人回忆录，或者在回忆录中对这一包藏的祸心隐而不发，我们仍然不知那段历史当时竟会埋伏着如此扣人心弦的险情。这两次潜伏的杀机终未得逞，固然令人松一口气，但谁敢断言，历史总是如此幸运，相反的结局在历史上从未出现，或者在现实中绝不出现呢？
吉拉斯的回忆录出版于1962年，其时斯大林已死去九年，他永远不会破获那个邪恶的念头了。埃利希曼的回忆录出版于1981年，此时前总统尼克松大概正在加利福尼亚的老家圣克利门蒂撰写他下台后的第三本著作《领袖们》，大力宣扬领袖人物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英雄史观。对于他昔日主要助手和重要心腹之一在书中说些什么，他不会不感兴趣。那么，尼克松在读了埃利希曼一度试图超度他的文字后，是否会产生心惊肉跳的后怕之感呢？
深刻的片面
？ 赵 勇
在《书斋里的革命》中，朱学勤先生并没有专门谈论后现代的文章，但是许多篇什中却不时地会冒出批评后现代的文字。现辑录几段，供人赏析。
多少年后，当我把上述语言故事很得意地复述给她听的时候，遭到她老人家一个白眼，似乎早就熟悉了这一类语言花样，很不屑地说：“穷人生富嘴！”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我留意过多次，确实找不到一句话，能比这句近乎文盲的语言能更好地概括在我周围所谓精神生活中日益涌现的后现代符码。可见我那时在兰考虽然挨饿，却已经提前听到了黑色语码。当时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很可珍贵的后现代。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确实够得着黑色幽默了，而且“酷”。
——《火车上的记忆》
我读“后现代”，如读用中文写成的洋码文字，或是用洋文写成的甲骨文文字。你见到过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的那种恶性字体吗？原有逻辑被破坏以后，汉字偏旁部首恶性拼接，中间夹有乱七八糟的机械符号？
“后现代”的某些状况，确像一部使用盗版软件的电脑。一旦软件出错——而我们这儿偏偏流行盗版软件，这类软件的特点就是经常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那些让人难以辨认的符号，我称之为“洋码甲骨体”。
——《城头变幻二王旗》
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最后，是把前现代说成后现代，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
每天这种时候，我就禁不住要做一种很不知识分子的恶作剧：将形式上的学理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心理。
——《平静的坏心情》
知识界的舶来符号，投射在上述客观现实层面，并没有帮助人们减轻认识它的困难，而是在它的表层又涂上了新一层的西洋迷彩，使得中国人在认识自己的国情时增加了一层困难：在阐释自己的国情时还必须绕道巴黎，经过一次后现代语义换算。
——《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从上面摘录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学勤是很不喜欢后现代的。为什么不喜欢？要说原因也非常简单。当知识界的一些人士用后现代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现实时，他们实际上犯了“过度阐释”的错误：由于中国还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度，充斥于其中的更多是种种前现代的因素；由于后现代话语是西方知识精英立足于西方社会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认知假设，其概念术语中渗透着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与运作逻辑，所以，用后现代的语码或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首先存在着一种错位。其次，这种解释又对中国的现实形成了一种遮蔽。第三，这种解释一旦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常常会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构成一种误导。正因为后现代话语的问题如此之大，我们对后现代话语也就必须高度警惕。——我想，这大概就是潜藏于朱学勤讥诮、挖苦之文学化语言背后对后现代之于中国加以清算的真实涵义。
虽然用笔不多，但是在所有批判后现代的文字中，朱学勤无疑是批判角度选择最准确、批判力度最到位的学者之一。表面上看，这种批判是他对“新左派”批判的副产品或合理延伸，但实际上这种批判本身却也亮明了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实所应该采取的合理姿态。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顺利进入一些青年学者的接受视野，并成为九十年代学界一度风靡几成时尚的主流话语，其主要原因应该与八十年代后期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此后，知识分子从广场退回书斋，在暗淡的心境中，他们突然发现了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去中心、多元共生、怎么都行的魅力，因为这种理论既可以为知识分子的过激行为挽回许多面子，又可以为知识分子的继续言说开拓相当的话语空间，还可以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后撤寻找到一种理论依据。——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后现代主义与当年法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后结构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的混合产物。”〔1〕可以说，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聚拢在后现代主义大旗之下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不光是一种可以挂在嘴边显摆的时髦话语，它同时还是一种价值立场；不光是一种方法论，而且更是一种世界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只要与后现代主义调情，他们便不得不交出自己精神的底线、正义的激情和对社会所作出的种种承诺，在一种全面抹平的欢呼声中潇洒地玩起爱谁谁吧的奢侈游戏。而当社会转型把种种的社会不公暴露无遗从而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作出回应的时候，他们或者只能面对自己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现实进行一些不着四六的言说，或者与真正的现实已经生疏隔膜从而丧失了言说的能力。如果我们想想，中国那些哼哼唧唧的后现代诗歌在批判现实的维度上远没有来自民间的现代谣词实在痛快一针见血的话，那么朱学勤这种简简单单的判断就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正如‘大款’比‘中产阶级’准确、‘老百姓’比‘公民’准确，徐复观质朴的说法当然比诸多来自西方的术语准确。在中国，还有很多具有泥土气息的说法，它们更准确，却正在被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遮蔽。”〔2〕实在说来，这不光是概念遮蔽、覆盖、偷换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已经被扭曲了，因为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元素。
对于朱学勤来说，更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还是支撑其学术理念的现实经验和生命体验。在我的印象中，后现代经过“理论旅行”来到中国安家落户之后，对后现代颇有微词、或者对后现代猛烈抨击的主要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往往年龄较大，他们从感觉与经验出发，甚至从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及其后现代的鼓吹者口诛笔伐。这种批判由于无法上升到学理高度或由于其官方色彩而无法对后现代鼓吹论者构成真正的压力和威胁。最让后现代鼓吹论者头疼和害怕的是朱学勤他们这代人（除朱学勤之外，这代人对后现代持批判态度的还有徐友渔、韩少功、小李锐等），这代人大都出生于1950年前后，是所谓的老三届或新三届。“文革”期间，他们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文革”之后，他们对“文革”又有着深刻的反思。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与精神历险恰恰是鼓吹后现代这批人（他们大都出生于1960年前后）所不具备的。惟其如此，他们在向后现代发难的时候才能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动用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储备，在形而上的学理和形而下的心理两个层面对后现代构成致命一击。用朱学勤与新左派论争时的话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在学院图书馆里读出来的，也是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3〕我相信从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观点要更深刻些，离真理更近一些，所以，从感情和直觉上说，我更愿意接受朱学勤等学者的观点。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我又觉得这一观点只能算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全球化，随着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全面占领，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后现代因素。这种因素已经不是九十年代初期高高在上的学理符号，而是谁也躲不过绕不开的客观事实。尽管这种事实有被理论催生、固定之嫌（就像韩少功笔下的马桥人有了“晕街”这一概念才有了那么多晕街的感觉一样），尽管后现代进入中国之后马上会和前现代交配生出不伦不类的“中国杂种”，但是我们目前不得不面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交融并存的生动景观。我以为，只要不是咋咋呼呼地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只要不是积蓄了太多的弑父或弑兄情结利用后现代来抢占制高点争夺话语权，只要是小心翼翼地描述与辨析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当中的后现代因素，那么这样一种声音就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
然而，由于后现代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做好，由于经过朱学勤等学者的当头棒喝迎头痛击之后，后现代的鼓吹者已经灰头土脸心虚胆寒以至于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也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有可能抛弃后现代主义这个比较有力的阐释代码。而这种代码一旦弃之不用，我们在阐释所面临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语境时就显得缺胳膊少腿，以至于有些力不从心不知所措。诚然，“大款”确实比“中产阶级”更妥帖更本土化也更能传达出丰富微妙的语义信息，但是仅有“大款”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好比“文人”确实更能指称现在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的作派，但我们还必须同时使用“知识分子”这一阐释代码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后现代的批判者与鼓吹者都有些偏激，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外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