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无不视若拱璧。由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当年仅限印一百部，堪称书林瑰宝，编号为第65的一部为日本“城户文库”旧藏，1996年在日本以58万日元卖出。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言：“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仅隔半个多世纪，《北平笺谱》已成为藏书家重金悬购、百计得之的文物了。
二、线装新文学诗集。现在，线装书成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其实新文学的书也有用薄纸印制线装装订的。例如，刘半农的《扬鞭集》（1926年北新书局）、徐志摩《志摩的诗》、王统照译诗《题石集》（1941年自费印行）、白宁《夜夜集》（1935年桂林雅典书局代印）。新文人的旧体诗喜爱用线装装帧，取其古趣盎然，如沈尹默《秋明集》 （1929北京书局）、刘大白《白屋遗诗》。被书界誉为“新诗人的鸿爪，先行者的足迹”的《初期白话诗稿》，开本廓大，方近径尺，堂皇富丽，书品精美。书角包绫，线装一帙，分绵连纸与毛边纸两种版本（1933年北京星云堂印）。诗稿的编辑者刘半农把从1917到1919年间担任刊物编辑时“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而搜集到的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八家共26首白话诗手迹按原大原色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诗稿成书之后，刘半农曾送鲁迅先生绵连纸本五册，鲁迅将复本转赠许寿裳、沈雁冰、端仁等好友。现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着所余的二册。此书当年印数不多，藏书家遍访不获，毛边纸本尚偶然可见，绵连纸本殊为难觅，不料，前年一次书刊拍卖会上竟有此书露面，惊鸿一瞥，机不可失，笔者遂以重金购得，宝为镇库之物，若迟至今日，恐非别人对手。
三、毛边书及名家装帧本。所谓“毛边书”其实就是平装书的初级形式，也称“毛装本”。书芯在印刷厂经过折页、订书、包本等工序后，三面裁边，使书口不齐，保留书的朴素自然的美，读者在阅读时自己裁开，更能增加对书的亲切之感。
新文学书刊收藏家唐彛浴懊呤椤碧刈⑶楦校骸拔抑弑局晃馈恢植尾畹拿溃碜鄣拿溃残碚馐俏业钠桑晃揖醯每磁钔返囊帐跫易鼙瓤从屯返男“琢忱吹檬娣！彼浴懊呤椤贝悠鹪吹窖荼湫问蕉加泻苌畹难芯浚醵浴懊呤椤比绾温敕乓灿凶约旱募猓韵视腥颂峒暗脑谑楦μ庑词槊淖湃瞬乓补刈⒌搅恕Ｇ澳辏肀尽短茝｜文集》出版，其中留有十套毛边装，也算是对唐公的一种怀念。
鲁迅先生更是“毛边书”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改。”鲁迅深得书趣三味，翻梓旧笺，搜集木刻，提倡毛边装，无不身体力行。被誉为新文学“罕见书”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即是毛边装，“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实为新文学毛边装书之发轫。自此，新文学书籍采用毛边装渐成风尚，如郭沫若的《橄榄》、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许钦文的《故乡》、周作人的《苦雨斋小丛书》、郁达夫《达夫全集》、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均着毛边装，遗落到今都成为“新善本”，极为珍贵。
“毛边书”一般是三面不切，有时为了读者方便只切开一面，这样做既保持毛边装的特殊风格，又兼顾了读者方便。同为新文学书籍收藏家的姜德明在其《告别“毛边党”》一文中谈到了毛边装书给一些老年读者带来不便，所以他的《北京乎》和《余时书话》只留了一小部分毛边本赠予同好，以后他的新著就再不见毛装了。
“毛边书”其实也是舶来品，早年见于国外出版的页数不多的文艺书籍，当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可以节省一道切书的工序，有利于书籍迅速出版，后来演变为藏书家的书斋情趣，也为书籍装帧增色不少。
新文学书籍装帧不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书籍装帧艺术，同时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书雕版印制的书艺，形成了新文学书刊的独特风格，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在这方面又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的先锋作用。鲁迅不仅亲自实践，大约亲手设计百十余种书刊封面，而且还团结和扶植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为新文艺书籍装帧打开新局面服务，其中陶元庆、司徒乔、王青士、钱君陶、孙福熙即为杰出人才。分别由陶元庆、司徒乔、钱君稥、孙福熙设计封面的《苦闷的象征》、《卷施》、《尘影》和《野草》均为一时之选，更是书林中的珍本。
今天，新文学绝版书锥处囊中，历经沧桑，其价值终被人们所认同。回首新文学充满艰辛与磨难、搏击与奋斗的历程，在收藏书籍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收藏了一段凝重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