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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银行家被杀！”“部长被暗杀！”“无用的记者被干掉！”），娜斯佳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罪行完全出于个人动机。归根结底，那些银行家们、部长和记者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也有亲人、爱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敌人和嫉妒者。他们也有金钱上的往来关系，也有从中往往会涌现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彻底忘记的幽灵的过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因为这些而被杀，而名流却不可以呢？谁都不会蓄意诋毁一位诚实部长的升职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不过是个虐待狂，是个把情妇折磨到神经崩溃的大混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抓起刀来的原因……
娜斯佳满心期望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议员谋杀案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最普通的那种。
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