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权利的权利，或认为利物浦市（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和埃克塞特市（Ｅｘｅｔｅｒ）是有别于当地居民的、为立法者所关心的适当对象，这种观念是由言语产生的错觉的一个奇怪的例子。
然而，一般说来反对者把问题简单地说成英国人民决不会同意这样的制度。对英国人民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下这样简单的判断，认为在断言英国人民肯定反对该制度以前不必要考虑该制度是否正确，对这样的一些人，英国人民会怎样想，我不打算说什么。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不经过试验就诬称英国人民对能证明对他们自己或对别人都是有利的事情抱有难以克服的偏见，是不应当的。我还觉得当偏见坚持不改的时候，过错与其说在别人，不如说在那些宣称偏见不可克服，从而为他们从不参加改正偏见的尝试寻找借口的人。不论是什么偏见，如果不怀偏见的人们自己谄媚它，吹捧它，把它看作一种自然法则的话，将是难以克服的。然而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尚未听说过这一建议的人们当中，一般说来，由于未经充分讨论把问题的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弄清楚，所以，他们对一切新事物表示自然而健康的不信任，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敌对。唯一严重的障碍是不熟悉。这的确是难以轻视的障碍，因为人的想象力更容易接受在实质方面的重大改变，而不容易接受在名称和形式方面的极小的改变。但是，当一种想法具有真正价值的时候，不熟悉只是需要时间去消除的一种不便。经过近日来的讨论，以及对改进的兴趣的普遍增长，以前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做的事情往往只需要几年。
本文初次发表以来，人们对黑尔先生的方案作了若干批评，这些批评至少说明对该方案作了仔细的考察，和作了比以前更为明智的考虑。这是对一切伟大改进的讨论必然导致的结果。这类改进最初遇到的是盲目的偏见，和只有盲目的偏见才可能重视的论点。随着偏见的变弱，其所用论点在一段时间内却有所增强；因为，方案既经较多地理解，它的不可避免的不便，以及妨碍它立即产生它本来能产生的一切好处的各种情况，都和它的优点一道显露出来了。但是，凡是我所注意到的貌似合理的一切反对意见，没有一个不是该方案的支持者曾预见到、考虑到和讨论过并发现不是不真实就是可以容易地克服的。
对外表上看来最严重的反对意见却可以作最简单的回答；这种意见就是认为有关选举的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不可能防止舞弊或舞弊嫌疑。公开讨论和在选举后查阅选举纸的完全自由，就是为此提供的保证；但是他们说，这些是不中用的，因为要查对选举结果，选举人就必须把办事职员所做过的全部工作核阅一遍。这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如果选举结果有必要由每个选举人各自进行查对的话。在查对方面所能期望一个普通选举人去做的不外是检查一下他自己的选举纸是怎样被使用的；为了这一目的，每张选举纸经过适当时间后都将退回原处。至于他所做不到的事情将由落选的候选人及其代理人替他去做。在落选的人当中那些认为自己应当当选的人，将单独地或数人一起任用一个代理机构去核查全部选举过程。如果他们发现有重大错误，文件将被送交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后者将对全国整个选举工作进行检查核实，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仅及现行制度下选举委员会对每个议员选举进行彻查所需的十分之一。
有些人虽假定这方案是可行的，但断言在两种情况下它的好处将无从发挥，反而产生有害的结果。首先，据说将会把不适当的权力给派系，宗派性联合，特殊目的的社团（如象缅因法同盟、国教废除促进会（Ｂａｌｌｏｔｏｒ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或由阶级利益或共通的宗教信仰联合起来的团体。其次，他们认为这项制度有可能被党派目的所利用。每一个政党的中央机关将会把它的六百五十八名候选人名单送往全国，由它在每个选区的全体支持者投票选举。他们的票数将远远超过任何独立的候选人所能得到的票数。这些人争论说，“候选人名单”制度，象在美国那样，将唯独有利于组织起来了的大党，它们的候选人名单将被盲目地接受并原封不动地投票赞同；并且除有时被宗派团体或由共同的奇怪想法结合在一起的一派人（前面已经说到）在票数上超过外，几乎不会在票数上被超过。
对这一点的回答看来是确定无疑的。没有人硬说按照黑尔先生或任何其他的方案，组织将不再是一个有利条件。同有组织的团体比起来，分散的成分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黑尔先生的方案既然改变不了事物的性质，一切有组织的政党或派系，不论大小，将极力利用组织以加强它们的影响，则是当然的事。但在现有制度下，那些影响就是一切，分散的成分完全等于零。既不属于大党又不属于小派系的选民没有办法使他们的投票变得有用。黑尔先生的方案给他们以这种办法。他们在使用这种办法时的巧妙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他们可能得到他们的一份影响，也可能比他们应得的一份要小得多。但是不管他们实际得到多少，将是明显的获利。当人们认为每个小小利益，或为了小小目的的联合，都将可以组织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国民的智力和品质这种巨大利益唯独不应该组织起来呢？如果可以有禁酒会候选人名单和贫民教养所候选人名单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单，选区中一个热心公益的人为什么没有资格提出一个“个人优点”候选人名单并在整个邻近地区散发呢？少数热心公益的人不可以集会于伦敦，从候选人名单中挑选出最有名望的一些人，不考虑他们意见的严重分歧，花少许费用在所有的选区内予以公布吗？要知道，在现行的选举方法下，两大政党的影响是无限的；而按照黑尔先生的方案，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但有一定限度。不管是它们也好，或是任何较小的派别也好，都不能选出超过它们的追随者的相对数目比例的议员。在美国，候选人名单制度在与这相反的情况下进行。在美国，选民投政党候选人名单的票，因为选举是按简单多数进行的，对肯定得不到多数的人投的票就被浪费掉。但是按照黑尔先生的制度，给众所周知的杰出人物投的票，几乎有和给政党候选人投的票同样多的机会以达到其目的。因此就可以指望每一个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每一个不单纯是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的人，即在他的政党的选择之外有他自己的某种选择的人，从政党候选人名单中删掉比较不出名的和不重要的人，写进某些对国家是一种光荣的人来替代。这一事实成为可能，就强烈地诱使那些负责拟定政党候选人名单的人不以宣誓效忠的党人为限，也把那些比较同情他们一方的社会名流包括在他们各自的候选人名单中了。
真正的困难是——对存在的困难是不应佯作不知的——独立的选民，那些愿意投票选举无后台的优秀人物的人，往往写下了几个这样的人的姓名，而将名单其余部分则填上政党候选人，这样一来不免有助于增大了不利于他们所愿选择的那些人的人数。对这一点有个容易的补救办法，如果有必要采取的话，那就是，对第二位的或非必要的投票数加以限制。任何选民对六百五十八个候选人，或甚至对一百个候选人，不大可能有基于个人了解的独立选择。他不会反对被限制在二十，五十，或者他将有可能实行自己的选择——他将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政党的普通成员进行投票——的任何数目。但即使没有这种限制，当这制度一得到充分理解，这种害处可能自行消灭。抵制这种害处将成为所有在力量方面受到极大限制的派系的最高目标。这些派系本身都是小小的少数，它们将发出这样的指示：“只投你们的特别候选人的票；或者至少把他们的姓名放在最前面，以便在你们人数可保证的情况下给他们以通过第一选票获得当选定额的充分机会，或者不致得票过少。”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选民将从这一指示中获得教益。
各个小集团将具有恰恰是它们应当有的那么大的力量。它们所能发挥的影响恰恰是它们的选民人数使它们有资格具有的影响；一点不多；另一方面，甚至为了保证这一点，它们将着意提出具有其他特长的候选人，作为它们的特殊宗旨的代表将能得到该派以外的选民投的票。说来奇怪，为现行制度辩护的流行的论点随着对该制度的攻击的性质而改变。不多年以前，支持当时代表制的得意论点是说，在那种制度下一切“利益”或“阶级”都得到了代表。毫无疑问，一切多少是重要的利益或阶级应当得到代表，就是说，应当在议会有它们的发言人或辩护人。但从那时以后又说，这种制度应当得到支持，因为这种制度不仅给予部分的利益以辩护人而且给它以议会讲坛。请注意这种改变吧。黑尔先生的制度使部分的利益不可能支配议会讲坛，但它却保证这种利益有辩护人，而甚至这一点也受到谴责。由于它把阶级代表制和人数代表制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
但是这样一些反对还不是使人们接受这项制度的真正困难；真正的困难是关于它的复杂性所抱有的夸张想法，以及从而产生的对是否能付诸实行的怀疑。对这一反对的唯一圆满回答将是实际的试验。当这个方案的优点更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并在公正的思想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的时候，就应该作出努力求得在一定的领域内，如在某大城市的市选举中加以试行。当做出决定将约克郡的西赖定（ＷｅｓｔＲｉｄｉｎｇ）划分开以便给它四名议员，而不是保留该选区不分出，以便试行新原则，允许候选人不论是在第一或第二位选票中取得投票总数四分之一就能当选，这时就失去了对这方案作试验的一次机会。这种试验虽说是对这方案的价值的极不完全的检验，但它将为这种方案的具体做法提供一个例子，它将使人民确信这个方案不是不能实行的，它将使人民熟悉这方案的结构，并提供某些资料来判断那些被认为是严重的困难究竟是真实的抑或仅是想象的。我相信，这种局部试验得到议会批准之日，将开始一个议会改革的新纪元。它注定将给代议制政府以适合于其成熟和胜利时期的形式，这时代议制政府应该已经度过了战斗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世人迄今所看到的。
第八章 扩大选举权
刚才描述过的这样一种代议制民主政体，是代表一切人而不是仅仅代表多数的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各种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见虽然居于少数但仍然会被听到，并会有机会依靠品质的分量和论点的有力得到照他们的人数说来得不到的影响。这种民主政体，它是唯一平等的、唯一公正的、唯一由一切人治理的一切人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体。它将避免现在流行的被虚假地称谓的民主政体的最大害处。现时关于民主政体的观念完全是从当前流行的民主政体产生的。然而，即使在上述民主政体内，绝对权力（如果他们想要行使这种权力的话）将归于人数上的多数；并且这些人将完全由一个具有同样偏见、先入之见和一般思想方法的阶级组成，而这个阶级——别的且不说——将不是最有教养的阶级。因此这个政体仍然容易产生阶级统治所特有的害处，尽管比之现在僭取着民主制之名的一个阶级的排他统治肯定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但是仍然并无任何有效的限制，除了在该阶级本身的良知、节制和克己中可能有的限制以外。如果这种的制约是足够的话，那么关于立宪政体的哲学也就不过是一桩严肃的小事罢了。宪法中的一切委托，是以它可以提供受托人不能滥用权力，而不是他们不愿滥用权力的保证为根据的。除非民主政体的这一脆弱方面能得到加强，除非它能组织得使任何一个阶级，即使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也不能把除它自己以外的一切人贬低到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位，按照它排他的阶级利益指导立法和行政的进程，民主政体就不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问题在于找到防止这种权力滥用而又不损害平民政府所特有的长处的那种办法。
这种双重的要求不能通过限制选举权，包括强制排除一部分公民于选举权之外的权宜办法来达到。自由政府的主要好处之一就是，当人民被要求参加直接关系到国家巨大利益的行动时，就会对人民的最底层进行知识和思想感情的教育。我已经着重地谈过这一论题，因此我回到这论题只是因为很少人给人民制度的这种效能以它应有的一切重要性。人们认为，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去期待那么大的效果——从体力劳动者行使参政权看出精神进步的有力工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除非人民群众中实质上的精神教养就一定是单纯的幻想，这就是必须走的道路。如果有人认为这条路不行，我就请德·托克维尔先生的伟大著作的全部内容来作证；特别是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几乎所有到美国旅行过的人都强烈地感到，每个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德·托克维尔先生表明，这些特质和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思想、爱好和感情如此广泛普及从未在别处看到过，或者甚至从未被认为是可能达到的。但这对我们所可能指望的在其非排他性上同样民主，而在其他重要点上则组织得更好的政府来说却算不了什么。因为在美国政治生活诚然是最有价值的学校，但它是将最有才能的教师排除在外的学校；这个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被关在全国选举以及一般地被关在公共职务的大门之外，好象他们被正式取消了资格。在美国，民众也是权力的唯一的来源，这个国家的一切自私自利的野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