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字是怎样虚构出来的？”马斯特问。
“当时新海滨船厂有8000职工。他们挑出一些普通的姓名——如琼斯，约翰逊，米勒，格林，扬——再变换首字母。”
“该厂一共虚报了多少工资？”
“按照阿历西亚的诉讼材料，该厂四年多来一共虚报工资1900万美元。”
“阿历西亚先生知道这事吗？”
“知道。这是他实施阴谋的手段。”
“你有什么根据？”
“请听录音磁带。”
马斯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编有60多盘录音磁带的目录。帕特里克仔细看了一会儿。“我想应该放17号磁带。”他说。负责掌管那箱磁带的律师助理取出17号磁带，把它插入桌子当中的放音机。
帕特里克解释说：“这盘磁带录下了两位合伙人——杜格·维特拉诺和吉米·哈瓦拉克——于1991年3月3日在维持拉诺的办公室的谈话。”
放音机开始转动，众人等待里面传出声音。
第一个声音：他们怎么能虚报190o万美元L资？
“这是吉米·哈瓦拉克。”帕特里克迅速说。
第二个声音：这并不难办到。
“这是杜格·维特拉诺。”帕特里克说。
维特拉诺：该厂每年发工资5000万，四年即为两亿。他们只需多报10％就行了。这混在文件堆里是看不出来的。
哈瓦拉克：阿历西亚知道吗？
维特拉诺：岂止知道？这是他实施计划的手段。
哈瓦拉克：我怎么听不明白，杜见
维特拉诺：这是个骗局，吉米。他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什么虚报工资，多开发票，重更登账，全是骗局。一开始，阿历西亚就设好了国套让他们钻。他所在的公司恰好早就对这种骗取政府钱财的行为习以为常。他了解公司的内不，了解三角大楼的内不，于是巧妙地制订了这个计划。
哈瓦拉克；你是听谁说的？
维特拉诺：博根。阿历西亚向博根造了底，博根又向参议员先生进了底。我们只要瞒住不说，坚持干下去，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随着数年前帕特里克剪辑的磁带停止转动，声音终止了。
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那台放音机。
“我们能不能再听几盘？”一个陪审员问。
马斯特耸耸肩，望着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说：“我看这是个好主意。”
接下来他们听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录音磁带。帕特里克作现场讲解，并不时进行精彩的点评。那盘录有小会议室争吵情况的磁带作为压轴戏最后播放。
他们听了四遍才罢休。6点钟，他们从附近的一家熟食店订了晚餐。
一直到7点，帕特里克才得以离开。
他们用餐时，马斯特详细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宣读了联邦的几项有关法律。由于磁带已经录下了活生生的罪证，没有人对阿历西亚等人的阴谋提出怀疑．8点半，联邦大陪审团一致同意控告本尼·阿历西亚、查尔斯·博根、杜格·维特拉诺、吉米·哈瓦拉克和伊桑·拉普利犯有诈骗罪。如果罪名成立，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和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参议员哈里斯·奈暂时没被列在指控的范围之内。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斯普罗林、杰恩斯、马斯特的计划是，先抓小鱼，再迫使他们做交易，招供出大鱼。因为拉普利和哈瓦拉克与查尔斯·博根有矛盾，他们将首先向这两人进攻。
9点，联邦大陪审团休会。马斯特同联邦执法官会晤，布置明天一早的逮捕事宜。杰思斯和斯普罗林则乘坐新奥尔良的晚班飞机返日华盛顿。
第三十七章
“我来该法律事务所后不久，曾办过一个车祸的案子。事故地点在斯通县境内的49号公路，靠近威金斯。我们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驶时，刚好一辆平板卡车从县级公路开出来，与他们的汽车对撞。事故是严重的。他们一家三口，丈夫当场丧命，妻子受了重伤，坐在后面的孩子也断了腿。那辆平板卡车隶瞩一家造纸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了重保，所以这个案子是有潜力的。该法律事务所把它交给了我。由于我新来乍到，干得很卖力。显然．事故责任在那辆平板卡车，但是它的司机没有受伤，声称我们委托人的汽车超速。于是当时的实际车速是多少，就成了办案的关键。我方事故分析专家认为是每小时60英里。这个速度不能说是太快的。49号公路限定时速在55英里之内，但实际上每个人行车都至少超过60英里。
当时我的委托人是去杰克逊走亲访友，用不着那么匆忙。
“而那辆平板卡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所雇请的事故分析人认为，当时的实际车速是每小时75英里。
这种分析当然对我们极为不利。任何陪审团都会对超过规定车速20英里皱眉头的。我们找到了现场第二个或第三个目击者作证人。他是个老头，名叫克洛维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么样？”桑迪间。
“还能看东西，但视力多少受影响。他依然在开车。那天他驾驶着1968年出厂的雪佛兰牌轻型货车在公路上行进时，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旁边超了车。
然后，等他翻过下一个坡，正好看见事故发生。克洛维斯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头。他一人独居，亲属多年没有来往。这场可怕的事故令他大为震惊。他想帮助受害者，后来见插不上手，就离开了。回家后他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后来他告诉我，整整一星期他没睡好觉。
“当时，我们听说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位车主还录下了事故现常救护车、警车、消防车都来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了长龙。人们感到厌烦。嘿，这一切全录了下来。于是我们借来了录像带。一位律师助理反复观看，记下了画面上所有的汽车牌照号码。然后他据此找到车主，看其中有无证人。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克洛维斯。他说，事实上他目击了车祸发生，但是一谈就恶心。我问能不能去他家拜访，他说可以。
“克洛维斯住在威金斯郊区一幢很小的木板房里，这幢房子是战前他和妻子盖起来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这样。那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两个孙辈。一个住在加州，另一个住在哈蒂斯堡附近。两人都和他很久没有见面。这些情况我是在和他的闲谈中获知的。克洛维斯是个孤寡老头，开始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骚，好像他不相信律师，不愿浪费时间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时候，他就给我烧水冲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们坐在他家阳台的摇椅上，天南海北地乱扯，就是不谈那场车祸。幸亏那天是星期六，我赔得起时间，不用担心办公室有事。他很健谈，大萧条时期、战争，都是他喜欢谈的话题。谈了几个小时后，我忍不住提起那场车祸，他顿时不吭声了，现出痛苦的样子。他轻声告诉我，他还是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但眼下说不出口。
我问死者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他的车速是多少。他说自己开车以来不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我要求他对死者的车速作个估计，他只是摇摇头。
“两天之后，我又顺道去拜访他。那时已到了下午时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阳台，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不一会到了6点钟，他说饿了，进而说喜欢吃的鱼，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时单身一人，毫无牵挂，就和他走了。当然我开车，他在旁边吹牛。6元钱一条的炸站鱼，我们要了一大盘。克洛维斯细吞慢嚼，鼻尖几乎埋进的鱼堆。账单来了，他装作没看见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过了10分钟。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说话。我心想要是能让克洛维斯出庭作证，花点钱也应该。终于我们离开了。在驱车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说需要喝杯啤酒，好继续同我交谈。当时我们正好在一家乡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车，他一动不动。于是我又掏钱买了啤酒。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赶路。他说希望带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并不远，他对我说。我们驱车走了一条县级公路又一条县级公路。20分钟之后，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维斯对这一带也不很熟。他说还需要喝啤酒，目的依旧是为了同我交谈。我向那家商店里的人问了路，两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这里，忽而指指那里。终于我们找到了汉考克县尼开期克罗辛镇。刚喘口气，他让我把车掉头，说这里不像他的童年生长地。于是我又买啤酒，又向商店里的人问路。
“快到他家时，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开始请他回答有关车祸的提问。他说现在谈这事他还会觉得难受。我扶他进屋，他霍地倒在沙发上，旋即鼾声大作。此时差不多是半夜。就这样，我陪他过了一个来月，时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时而去吃炸站鱼，时而去公路兜风。那家保险公司的赔偿最多可达200万美元。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到这时克洛维斯的证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他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让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别人向他打听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荆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
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守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站鱼，然后在公路上兜凤。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