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非常不平。心想，你也是中国人，何必冷淡自己的同胞而取悦外国人呢？当小姐推车到我面前时，她看了我一眼，仍然用冷漠的口气说：“喝什么？”
我故意装着听不懂的样子，用英语回答她。小姐看了看我的穿着，又问了一句：“喝什么？”我仍然摇了摇头，用英语回答她。
小姐看我真听不懂她的话，以为我是一个日本人，马上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用亲切的口气问：“先生，你是喝点茶，还是喝点啤酒？”
我当时立刻用纯正的东北口音回答了她一句：“橙汁。”
我这么一回答，机舱里的中国人全笑了。小姐立刻臊了个大红脸。我说：“你们见了外国人怎么跟孙子一样？见了自己本国人怎么跟地主老财似的，要给我们施舍什么似的？你们怎么能这样？”
小姐什么话也没有说，推着车就走了。这一路的旅程，这位小姐一直就没有到我乘坐的机舱里来服务。我为之而感叹不已。
到了北京，走出机场，第一个感觉是：兴奋。我妈妈来接我了。我和我妈妈的性格都很坚强。虽然七年没有见面，但我们没有流泪。只是我发现妈妈的头发白了许多。
那时还是老机场，我到机场的第一个感觉是：祖国，我爱您，可您也太脏了！
回到妈妈家，第一天晚上，最大的感受是睡觉睡得香。自从离开祖国到国外谋生，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在国外睡觉全都是生理需要，每天要休息睡眠，但是心里不踏实。回到妈妈这里，我感到天塌下来都没有关系，有一种归宿感。我突然明白了那些老华侨为什么非要叶落归根。在国外，你是在别人家生活，你是把别人家好的东西借过来享用一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的感触特别深刻。
有一天晚上，我试探性地问我妈，我说：“妈，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妈妈问：“什么事情？”
我说：“你看我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谈过恋爱，你不觉得奇怪吗？”
妈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我说：“我是把精力放在事业上的，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说，你不觉得我更像一个女孩子吗？”
妈妈说：“是啊，你比你姐敏感多了，你的心很细腻。”
我说：“其实，我应该是一个女孩。”
妈妈说：人们不是老叫你女孩子吗？”
我说：“不，妈，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孩，我要做变性手术。”
我妈妈听了这句话，居然只是很平静地说：“怎么做啊，会不会把身体搞坏了呀？”
我说：“不会的，现在国外有很多的人做了这样的变性手术的。”
妈妈担心地说：“做了这个手术，你还能跳舞吗？”
我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妈妈说：“那就找个好医生。”
我和妈妈之间的这段对话特别自然。
我说：“妈，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妈妈说：“唉，把你一直当儿子养这么大，突然要做女儿了。这做女孩男孩都没有关系，还是我的孩子嘛。只是不要因为手术，把身体搞坏了。你的身体不是挺健康的吗？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我说：“我身体虽然健康，但我的心理需要调整。”
我和妈妈谈完这些话以后，妈妈就开始注意报纸上有关做变性手术的事。她还把一些有关变性报道的事剪辑下来，想尽办法为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1993~1997：重回故国做个真正女人（图）
过了1995年春节后，医院来电话，说高干病房有位子了，你住院吗？我听说后，大年初一就收拾行装，去医院了。成方圆知道我要做变性手术，还劝我说：“你现在不是可以吗？干吗要做那样的手术？”我说：“我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命只做到可以，我要做就要做最好的，做到极致。”
临进医院那一天，朋友们来送我。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小明，他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一个记者。从1993年《半梦》开始，他就开始跟拍我。他说：“我要记录你的生活。”
妈妈送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她这是在看儿子最后一眼，下次见到我，就是女儿啦。妈妈伏在门口的墙上哭了半天，她的内心是复杂的，她为我承受了很多痛苦。但妈妈很刚强，她不会说出来，她会支持，会让时间去消化。
在去香山医院的路上，我流下了眼泪。我是在感慨，我的这一生，让妈妈承担的太多；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就要告别自己的男儿身，同时也在感谢我的男儿身曾给了我28年的好经验。
我的朋友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做变性手术。因为我平时从来没有像娘娘腔似的说话，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就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从不扭捏作态。那些扭捏作态的是假女人。我做女人不是追求外在的东西，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区别。我的生理状况完全是男人的结构；可以勃起、射精、产生性交的欲望，但我从来没有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我产生性交欲望的对象，始终是男人。男人进入我的身体，我能达到一种快感，而当男人要求我进入他的身体时，我会产生反感，马上会阳痿。
我的角色是个女人。
这跟同性恋没有关系，而且，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心理生存在男人的肢体里面。这种心理是非常特殊的。在没有变成女人之前，我的体毛是很重的，比一般男人的雄性特征还要明显。我是个串脸胡子，跟女孩跳舞的时候，女孩们还时常感叹，说我好性感。很多男孩子还羡慕我，说我的生殖器比一般男孩大。我还开玩笑说：“羡慕什么，放到我这里浪费了。”我的男性生理一切正常。我19岁时，经常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面前。我如果是一米八的身材，长得粗壮，我就不做手术了。但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女人的脸庞和女人的骨骼，所以，我毅然选择了变成女人。
我住进了北京香山医院中二病房。办完住院手术后，我又去北医三院去做心理检查。医生拿来一个册子，里面有1000多个问题让我来解答。回答很简单，是，还是不是。这都是些细小的琐事，有些问题是在重复地提问。这1000多个问题，如果回答对有60％的正确，你就有女性的倾向，但不适合做手术；过了75分，偏向女性，可以通过治疗纠正过来；过了80分，基本上达到女性标准，可以做手术了。我的分数算了一下，94分，医生说：你去做吧，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很理性，很多问题翻来覆去问，我都回答得一模一样。
1993~1997：重回故国父亲说：28年后，你找到了自己
我拿着心理测试单回到医院。医院看后，觉得做手术没有问题。但在做手术之前，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份证。我住院是以男性身份登记入院的。而我做了手术以后，我的身份证如果没有变过来，是很大的麻烦事。这个时候，我就要跟我父亲摊牌。
正好，我的父亲到北京出公差，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住院了。”
父亲说：“你住院干什么？”
我说：“治病。”
父亲问：“你得什么病了？”
我说：“你到医院来吧。”
于是父亲坐车来到香山医院。见了我的面，他问：“你是被烧伤了吗？怎么到整形医院来了？”
我说：“我要做变性手术，我要做女人了。”
父亲抽枝烟看着我，愣了两分钟，说：“总算对上号了。”
听了父亲的回答，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算对上号了？什么意思？”
父亲说：“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女孩子。28年以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对上号了，祝贺你！”
我在心里感叹道：原本我以为父亲的反应要超过母亲反应，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传统军人，而且，在父亲的三兄弟里，惟独他生了个儿子，金姓家族后嗣还要靠我来延续。我现在要改变性别，对父亲可能是一个打击。没有想到父亲如此开通，令我惊喜万分。
父亲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说：“你回去把我的身份证改过来吧！”
父亲便拿着我的身份证回沈阳了。他来到派出所，说：“我的儿子要变成女儿了。我是来给我的孩子改性别的。”
户籍科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父亲说：“那你现在就开始写历史吧！”
户籍科的人便把我的性别改了过来。
父亲打电话给我，说：“身份证给你办好了。”这时，我的心才完全安定下来，准备开始做手术。
手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胸部手术。这是经过外科手术进行隆胸。这也是杨主任最拿手的。杨主任让我选择隆胸硅胶材料，问我是做200克、250克还是300克。我先是挑了一件大号的。杨主任说：“太大，会影响你跳舞的。”我最后挑了200克和250克的。然后，我对跟拍我的记者朋友蒋越说：“明天我做手术，麻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到时请你帮忙用一个男人的眼光看一看，是200克的好呢？还是250克的好？”蒋越说：“当然250克的好哦！”
第二天进行隆胸手术，跟拍的记者都穿上了白大褂，为了拍摄效果，手术室又增加了一些灯光，显得非常明亮。手术过程很顺利，硅胶假体完成后，我被送到病房。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发现胸部的曲线变化了，我又接近了女性一步。
第二部分手术，是去掉毛发和喉结。去掉喉结的软骨时，我虽然打了麻药，但始终处在清醒状态。因为这个手术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我今后发声。所以，医生边做手术，边让我发出声音，直到成功地将两片软骨切割掉。我的喉结平坦了，消除了男性的特征。
下面是最痛苦的手术。为了彻底去掉毛发，必须把细胞里的毛囊破坏掉。要去掉嘴上的胡须，就要从嘴线处把肉皮翻开，然后，一根一根把毛囊剔出。但是，医生说：“我今天不能给你打麻药，一打麻药，你的嘴唇会肿，这样会影响缝线，容易缝歪。”我说：“那就不打麻药。”
手术开始，肉皮翻开一瞬间，钻心的疼啊！接着，一针一针剔出毛囊，这种疼痛又钻进了你的骨髓里。最后，缝合30针，前几针还很疼，过后几十针，我都不觉得疼痛了。一个摄影记者当时看了都晕过去了。我的朋友轻轻抚摩着我的手，传达着他们的安慰。手术过程中，我没有叫一声，因为我如果叫喊，会影响医生的情绪。手术完成后，我的朋友们说：“金星，你比江姐还要厉害啊！”当时，我完全是一种意念：你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过这一关。我一定要挺过去。
杨主任给我做手术时很专注、精细。一个护士对我说：“杨主任给你做手术每一针都像绣花似的。”是的。原本两个小时的手术，她做了近四五个小时。
手术过程中，我掉了眼泪，这并不是痛苦的眼泪，而是因为护士漫不经心，把很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时落下的泪水。我是清醒的，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两个护士在聊天，当杨主任问她们要剪刀时，她们把一把钝的剪刀递给杨主任。杨主任生气地说：“这么钝的剪刀，怎么能够用呢？”我们的护士太不敬业了，我为之感到伤心！这是我落泪的真实原因。
前两部分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准备做第三个手术的时候，杨主任犹豫了。杨主任说：“金星啊，还做下去吗？”我说：“杨主任，你是什么意思啊？”杨主任说：“你看，你的胸做完了，胡须和喉结也没有了，从外形上看，你完全是个女人了，你平时穿上女性的衣服，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吧！”我说：“杨主任你是在开玩笑啊！这叫什么回事？这可真是男不男、女不女啦！我可不是泰国的人妖！”
杨主任说：“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我说：“我考虑好了。”我反复做杨主任的工作，给她增加信心。杨主任以前做过刚出生不久的双性人手术，但像我这样的变性手术从来没有做过。我从比利时带回来一个比较先进的手术方案，跟杨主任一起商量。我说：“我的生理条件和外国人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于是，杨主任他们结合我的生理情况，制订了一套新的手术方案。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这个新的课题。
1993~1997：重回故国凤凰涅磐（1）
4月5日，清明节。那天谁都不做手术，说不吉利。我说：“他们嫌不吉利，我做手术。”护士说：“金星，你要知道4月5号是清明节啊！”我说：“清明节怕什么？清明嘛，把多余的清除了也就明了啦！清明节做手术，是个好兆头。”
做手术的前一天，杨主任给我做检查，说：“你有多大把握？”我说：“50％。”杨主任问：那另外50％呢？我说：“我交给上天了。老天爷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
杨主任摇了摇头。她看我这么坚决，这么清醒，没有任何犹豫，也只好认了。
第二天，履行手术前的责任签字。医生把责任单给我看了，里面有很多出现意外后果由自己承担的风险。我大略看后，毅然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时候，我真的把自己交给了老天爷，看老天怎么安排我今后的命运。
我是早晨9点进入手术室，全麻，整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其中，我发生大出血四个小时，找不到血源，血直往外冒，只有不停地给我输血。这真应验了我有血光之灾。杨主任也辛苦，她跪着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手术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我是坐在生孩子的架子上做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没有锁好我的左腿架子，架子跑脱了，滑到我小腿的肌肉上，卡住了血液向下流通的渠道，血液不循环了，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