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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拥有和保持这种维护公有企业的政治意志，就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保存和发展公有制企业，特别是需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左翼政治力量。从这一方面的问题上看，能否具有一个在经济上起很大作用的公有企业领域，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社会的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问题。
在作了这样长的论述之后，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公有制企业？
不能否认，在某些家族主义文化浓厚的环境中（如在法国和意大利），私营企业的扩张能力有限，这会极大地限制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大量的国有企业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但是，这只是公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一个不太重要的理由。
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重要理由是增进社会的公平。一般来说，私有制企业可以达到很高经济效率，我们设想大的公有企业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那也不过是相信它们在经营效率上能够接近私有企业。由于私有企业具有经济效率，如果私有化真能在社会所有成员间相当平等地分配财产，私有化当然不坏。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任何私有化都会在现实中造成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我们之所以需要公有企业，首先还是为了增进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和公平，防止整个经济中的企业和资本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
如果真能按照这个方针建立起有效率的公有资本管理体制，公有制企业还可以起到以下的积极作用：
——它可以使社会的资金积累不再是增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权力，而是变为由真正的社会代理人履行的职能。企业将其利润留作增加的资本金，这是社会的资金积累。在前几年的美国，由于私人消费超过其收入，而公司的末分配利润大幅度增加，这种利润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还成了社会最主要的资金积累。但是对于私有企业，这种社会的资金积累同时就是增加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权力；而对于公有制的企业，这样的社会资金积累本身就是由真正的社会代理人（公有财产代管机构）履行的；
——实现更为平等的个人消费。当然，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将公有财产代管人和企业领导的报酬都控制在为激励他们所必需的范围内。不过，由于公有财产的任何代理人都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都无权将公有资本金的全部回报用于自己的消费，而私人资本的所有者则完全有权这样作，只要对公有财产代理人的行为实行认真的监督，资本公有下的个人消费应当比资本私有下平等的多；
在盛行家族企业的文化环境中，公有企业还可以创造更为公平的个人升迁机会，使并非出身于私营资本家家庭的人也能够领导和管理企业。这不仅对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平极为重要，而且对使用最胜任的人管理企业、实现资源的有限配置也极为重要。
对于现在的中国，有效率地经营好公有企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重要意义：为政府已经承诺的社会保障义务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
由于改革以前实行过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国政府承担了在旧的国有企业职工超过退休年龄时向他们支付养老金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也必须履行这个义务。而到1998年，为那时已经有权在未来享受养老金的人在未来所应支付的全部养老金，折成现值已经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94％。
但是中国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在未来支付养老金：近些年发展迅速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多数还都没有加入养老金保险，因而还不能为这个养老金系统提供现收现付的资金。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我们也必须把国有企业经营好，让它们有足够的赚取利润的能力，以便不断从这种利润中向养老基金提供资金。即使靠出售国有企业产权来为养老基金提供资金，也需要先搞好这些国有企业，使它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才能在出售它时收回尽可能多的资金。
公有企业在所有上述各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总的来说最终都增进了整个社会中的平等和公平。
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我们已经从20世纪迈进了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可以看到，私有化教条导致的东欧经济衰退只不过是以尖锐的形式表现了世纪之交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不仅没有消除产生公有企业的那几个原因，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使新世纪对公有企业的需要更为迫切。
私有化浪潮不仅在东方国家中，而且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发达国家的人民对经济不平等的忍耐程度降到了空前之低。私营企业的财务困境继续妨碍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不仅是通过妨碍某些行业发展，而且是通过某些时期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打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和德国继续以国家控股的形式经营着许多大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如雷诺汽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香港政府为了防止国际投机大亨打垮香港股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入市大量购买股票，一度成了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香港政府将这些股票长期持有下去，就会在香港造成大量国有控股企业）；当东亚金融危机的余波终于打垮了韩国的大宇集团、韩国政府要将它出售给外国公司时，韩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将大宇国有化的强烈呼声。只有将私有化教条变成了成见的人才看不到今日的现实：产生和存在国有企业的原因不仅一个也没有消除，反而有增大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宣扬私有化教条，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西方大的股份公司大部分都已经由没有或很少持有股权的职业经理来经营。这样的企业经营者搞好企业的动力当然不可能是对自己财产的关心。不过，私有化教条的信徒们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强调：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企业的私人所有者（股东）们虽然并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和“用脚投票”（卖出自己手持的股票）来间接地控制企业的经营者，逼迫他们提高经营效率；而公有企业就不会有这样关心企业经营效率的个人来掌握最后决定权。
但是恰恰是在两个千年之交，私人所有者们最后的这一点决定作用也在消失。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股东们已经主要不是自己来持有大企业的股票，而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财产代理机构（投资银行、各种基金特别是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来持有公司的股票。这就是说，由于现代的资产管理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连“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最后权力都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所有者们放弃了。实际上，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典型所有者是“不在所有者”，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根据他所知道的财产代理机构过去的经营信誉，选一个有过良好业绩的财产代理机构，将自己的资金交给它经营，并以“你付给我的回报不高我就撤回资金”相威胁而已。
而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作到这一切，需要的只是将这种不在所有者的上述那些行为规则以法令规章的形式规定下来，强令实际管理公有财产的执行机构和个人必须执行它们。由于很容易为公有财产的管理机构选出专业水平很高的负责人，这样运营的公有大中型企业不会有差于私营企业的效率。事实上，新加坡、新西兰的国营企业，法国的国有控股大企业，德国的储蓄银行和大众汽车公司都是市场经济中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良好范例。
其实新世纪的真正问题是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前所未有地虚弱。虚弱的最有力证据是20世纪之末发达西方国家股市的畸形繁荣，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持续上升。1996年当道－琼斯股价指数才达到6千点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认为美国股市出现了“非理性繁荣”，而到4年之后的2000年，道－琼斯股价指数已经在1万1千点上下波动，股市上的泡沫已经无可质疑。200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开始破灭。自那以后的一年半里，纳斯达克股价指数下降了2/3，道—琼斯股价指数也下降了2千点左右。
而这个泡沫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私有制企业的虚弱。
传统的观点认为，股票价格的基准水平是：股价与每股利润之比不会高于无风险资产利息率的倒数，因而股票价格的上升是每股利润相对于利息率上升的结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司利润增长不过一倍，股票价格却增长到4倍；1995年以来，美国的基准利息率没有显著变化，而公司利润年平均增长9％，但是股票价格却年平均增长23％。1999年美国的基准利息率已达5％，但是股票的市赢率（股票价格与每股盈利之比）却超过了20倍，达到32倍左右。而在那以后，美国的股票价格还在快速上升。显然，股票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上市公司利润的上升，也不会是由于有根据的上市公司未来预期利润的上升，更不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事实上，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制止股价下跌而一度降低过利息率以外，美联储操纵的基准利息率在2001年以前常常是被迫跟着股票价格而上升的。
到底什么是推动近年美国股票价格暴涨的原动力？直接的动力当然是大量新流进股市的私人部门资金，但是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着推动私人部门将资金投入股市的最根本的动力，那就是非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当然基本上是那些中小企业，它们传统上主要是靠企业主自己积累的以及合伙人投入的资本运营，第二位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的贷款。那些由出资人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中。正是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相对于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下降，才会大大地改变私人部门资金的流向，使美国甚至美国以外的大量私人部门资金转而流向美国股市，从而造成了美国股票价格的暴涨。
我们现在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资料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到底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多少，但是近些年私人部门资金这样凶猛地流入股市，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一定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得多。
新流入西方股市的这些私人资金大多都通过各种资金代理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和各种金融投资基金。这恰恰说明了，现在正在衰落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传统私营企业，最稀缺的是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财产代理人。而前边已经指出，一个保证财产代理人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制度，将使公有企业也具有足够的效率。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千年之交，西方经济学界中新兴的思潮是“国有企业可以有效率论”。这种理论承认，要使企业有效率，重要的不是它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充分竞争的环境；如果企业都处于平等竞争的环境下，又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国有企业也可以有充分的效率。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
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已经指出了正统经济理论对自由贸易的迷信。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历来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它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从来都把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作自己最得力的一个思想武器。这种理论教条已经并且继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国，这一理论教条也在日益得势，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害处越来越大。为了不让这一理论观点造成进一步的危害，本章将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破除这种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对贸易政策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样久远，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贸易最优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为正统的经济理论构建最初的理论体系时，他就把对自由贸易最优性质的论证当作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从那以后，自由贸易最优论在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的只是对它进行理论论证的着眼点。
亚当。斯密曾经力图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但是后世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继承的不是他的这种论证方式，而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开创的思维传统。
自李嘉图以来，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者说，三代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三代理论的代表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
人们通常将第三代国际贸易理论称作“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行业内贸易”模型则是新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它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企业说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且据此说明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如何决定。其实这些新贸易理论，包括“行业内贸易”模型，都不能证明自由贸易政策必定优越。相反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这些新贸易理论来说明非自由贸易的政策有时比自由贸易政策更好。
真正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