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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著，表达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
在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统治者虽垂青佛教，但从未放松推进儒教，他们明白精神解脱要靠佛教，但治国安民非儒术不可。除继续派留学生，进口、印制儒书，加强大学寮的管理外，特别注意将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灌输到民间，而孝是重点。孝谦天皇曾下诏说，孝是各种德行的基础和治国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孝经》，经常背诵实行。历代天皇对孝子顺孙都给予各种奖励。日本虽无科举制度，但朝廷规定，政府官员一定要从修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中选拔，根据其素质与程度委以官职。这种做法对儒风的振起有绝大影响，其作用不下于科举。在奈良、平安两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开始祭孔，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亲王以下百官都参加释奠，典礼过后到大学寮听讲儒经，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宫讲经。当时崇唐之风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学生仰慕盛唐文化，许多人长期留唐，游学、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终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与众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唐味十足。慕唐达到顶点之后便走向反面，有识之士提出“和魂汉才”，即借鉴中国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后，停派遣唐使，努力摆脱唐风，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意味儒学的停滞。相反，儒学在日本化之后得到新的发展。
1192年之后，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实行独裁统治。将军、大名、武士组成的等级制的武士地主阶级，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土地。他们的理论家适应当时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于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一，所以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603年德川将军削平群雄，建立江户幕府，处理全国政务，管辖全国领地。一个中央集权的实行等级身份制的封建国家正式形成。从这时到明治维新的200多年间，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这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儒学高度发展的时期。这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学，也不是汉唐经学，而是朱熹的理学。
理学早在十二三世纪便传到日本，德川将军统一全国之后，认为武功已到顶点，但文治还不够，于是锐意崇儒重道。他抛弃佛教，提倡理学，重用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等理学大师，让他们讲学、著书，传播发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窝遵从朱熹的性理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理为本。他批评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学最终摆脱禅学影响，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罗山。林罗山心悦诚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对佛教，也反对耶稣教，著有《排佛论》和《排耶稣论》，反映了幕府将军对佛的厌弃和对西方势力的疑惧。他还大力论证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学的一致，使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成为德川时代的官学。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过德川家四代将军，成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响日本学术界的除朱子学以外尚有古学派、阳明学派以及水户、折衷、考据等学派，它们都表现了与朱子学不同的思想倾向。如古学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认为唐以后儒学是伪学，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和中小地主阶级，反对正统官学——程朱理学。阳明学派继承王阳明的良知说、明德说，认为整个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伦理规范都是人心的产物。开始它作为传播儒学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后来形成与朱子学对立的学派。阳明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逐渐萌发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视实践的思想，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准备。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政府。日本实行明治维新，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顽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击的儒学，不久又受到当局的重视。天皇和文部省连连发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学中加强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即忠孝仁义。成为日本教育指导原则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儒家伦理规范，以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后，祭孔活动继续进行，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展儒学研究、儒家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才明显地衰落下去。
纵观东亚三国历史可以看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给它们带去的是文字、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与儒学有直接关系的先进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和统治经验，这一切对于这三个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帮助它们建设起发达的封建社会。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之后，儒学的作用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它所维护的封建关系已经过时，它本身也就变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提倡儒家伦理，灭亡朝鲜之后在朝鲜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吴庭艳政权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学的保守面，对抗、扼制民主、平等的新潮流。
第二节 儒学与近代欧洲
中国与欧洲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早已有交往。但真正把儒家思想传到西欧并产生影响的则是明清时代来华的传教士。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传教士首先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利氏1582年来华，留居中国28年，接触各阶层人士，结交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对中国国情、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下苦功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其影响既深又广，认为只有肯定儒学并把它与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才能在中国传教。他一面用中文发表《天主实义》等书，向中国人传播用儒学论证的天主教教义，一面用拉丁文出版他译的《四书》和他写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日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和儒学。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利氏因此得到“博学西儒”的雅号。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有增无减，其中多数人也像利氏一样，主张天主教与儒教相融合。他们既讲圣经又讲儒经，如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多年，被当地人称为“西来孔子”。他们也大力向西方介绍儒学，传教士殷铎泽等人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后，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孔子是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最大学者，对儒家的赞美达到最高峰。
儒家经典经传教士和旅欧华人的迻〔yi移〕译，源源不断地在西欧各国出版，其中不仅有《五经》、《四书》，还有《通鉴纲目》、《列女传》以及一些文艺作品如《元人百曲》、《赵氏孤儿》等等，加上传教士自己写的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书籍，在读书界、思想界造成强大声势，使各国王公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关注中国，甚至形成中国热。18世纪的法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先进的思想家们正在从各方面批判基督教和教会，启发着人们的头脑，当儒家这种非基督教思想体系出现在面前时，他们的惊喜、振奋是可想而知的。儒学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受到他们的衷心赞誉。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对孔子及其学说最为倾倒。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从天子到庶人都以修养道德为本，以孔子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国泰民安。由于孔子思想的强大威力，征服中国的人，到头来都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征服。伏氏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国正是开明专制的模范。中国政府把增进人民的福利当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则把政府官员看作家长。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最优良的，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伏氏对儒家只讲道德，不讲“怪力乱神”等迷信观念，十分赞赏。他说：“道德是来自神的，所以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讲道德，不讲迷信，孔子就是这样，欧洲的教会恰恰相反，只讲神学迷信不讲道德。为了宣传孔子伦理思想，他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法国舞台，让法国人看到道义毕竟要战胜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赞誉孔子思想，把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朝夕礼拜。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巴赫（公元1723—1789年），对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社会的体系》一书中强调：“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他认为欧洲的政府一定要学中国，欧洲的基督教道德也应用儒家道德取代。另一位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公元1713—1784年）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只用理性或真理去治国平天下，令人钦佩。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公元1694—1 774年）认为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农民的劳动，是农业，而不是贸易经商。他对儒家学派的重农轻商思想十分赞赏，并且认为儒家举贤才的思想以及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比法国世袭贵族把持官场的做法要优越得多。在他的提倡鼓吹下，法王路易十五也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亲耕仪式。由于魁奈敬重孔子，宣传儒家思想，他本人被称作“欧洲孔子”。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果不但阅读儒家书籍，而且与旅欧华人有密切交往，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推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8世纪的德国思想界，也流行着孔子热、儒学热。德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年）很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他读过儒家经典，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堪称模范，帝王贤明，平民有教养，如能把这些引进欧洲，而中国引进欧洲的理论自然科学，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莱氏的数学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用0和1表示所有数字的二进制数学。后来当他看到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的排列时，惊喜地认为，中国古代的伏羲氏几千年前已经懂得二进制的道理了。因为号称伏羲先天图的六十四卦次序，从坤开始每卦递增一个阳爻——，到乾卦为止，秩序井然。如果以阴爻为0— —，阳爻——为1，那么每一卦都是一个二进制的数字，如坤为000000，乾为111111，用自然数表示分别是0和63，中间各卦分别为000001，000010……，111110，用自然数表示即1，2……62。莱氏说：“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罢！”莱氏的学生沃尔夫（公元1679—17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传者，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不像老师那样偏爱拉丁文，而是用德语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