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
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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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
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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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西方主义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
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
“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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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欧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12，索非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欧亚主义的基本含义：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它可以被称之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东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一种有着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并保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欧亚文化”类型。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至于有关俄罗斯担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则是用俄罗斯具有特殊“地点发展”的学说来论证的。
巴纳林主编的《历史哲学》中对欧亚主义作了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其发展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观点；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其特殊历史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
“欧亚主义”在1927年的“欧亚主义派”的一份重要文件中被表述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说，既不同于处于在它西边（欧洲）的诸国的命运，也不同于处在它南边和东边（亚洲）的诸国的命运。这个特殊的世界应该被称为欧亚洲。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疆域内的民族和人们善于达到相互理解和兄弟般的合作，但在对待欧洲和亚洲民族的关系方面，却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同时也反对它的对立面———斯拉夫主义，它宣扬中间立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中的一种，也不是二者的成分的结合或机械的组合，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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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的，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60—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大气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后，民粹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它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民粹主义理论已经最终形成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直到20世纪初这段重要时期，并且它和后来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这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对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向认同是基本一致的；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又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某种便利。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国的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试图让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和褒贬倾向，他们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的生活，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视为和美好的农村相对立的罪恶的渊薮。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民间”是有着确定含义的，不是泛指民间，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村。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俄国民粹主义者“坚决地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土地那里去，到农夫那里去！农夫需要知识分子……俄罗斯需要有知识的人组成的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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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一个疯子的辩护
恰达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在他发表了《哲学书信》（该书反对现存秩序）之后，他被宣布为“疯子”并被禁止在俄国发表作品。他在《一个疯子的辩护》中，再次捍卫自己关于俄罗斯必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审视的思想。他提出了有关俄国历史哲学的独到的观点，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各种派别所利用。他有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俄国人民具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落后有一天可能变成它的历史优点。恰达耶夫把他的这个论点看成是对俄国救世思想的最彻底的表述。列昂捷夫甚至就此认为应把“俄罗斯冷冻起来”，中止它的前进脚步，以便不重犯西方在进步过程中犯过的错误。
1812年的卫国战争唤醒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则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革命觉悟。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恰达耶夫恰好碰到这两件大事，也就是说，他既具有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具有了革命的觉悟。但他的爱国和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恰达耶夫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入伍参加近卫军，并亲自参加了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后来他游历西欧各国，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回国后，他一直处于思索之中。当时，从西欧到俄国正处于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反思、对人类使命进行探讨的时期，特别是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空前觉悟，随之而来的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民族使命的认识。恰达耶夫的思考也正是这些问题，在批判农奴制的探索中，“向黑暗射击了一枪”。为了宣扬自己的宗教、哲学观点，他开始频繁出席莫斯科的各种沙龙，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论，向人们描绘自己理想中的未来俄罗斯社会。加之，他的书信、手稿相继发表，人们争相传阅，在当时的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恰达耶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836年9月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他的第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读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几天后沙皇亲自下了谕旨，说他本人已经阅读了此文，并称它为“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于是，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子”，由官方每天派医生给他“看病”。恰达耶夫疯了吗？当然没有。恰达耶夫只是在以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就在官方宣布他为疯子之后，他拒绝官方的医生给他治病，并于183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疯子的辩护》，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之爱。”恰达耶夫是想告诉大家真话，俄国距离自己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他是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悲痛的呐喊，而不是那种仅仅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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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作为科学泰斗的哲学家
乘游艇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当船随着舒缓的水流漂进郊外一处开阔的弯道时，只见两岸风景如画，陡峭的河岸绵延着大片的森林，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一座暗红和奶白相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哥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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